【来源：新京报】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接受本报专访称，建立绿色GDP体系难在克服官员固化利益结构

　　经过两年多努力，中国首个绿色GDP核算报告终于出台了。作为绿色GDP核算领导小组组长之一，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非常兴奋，笑称一时激动穿上了西服。本报记者就绿色GDP独家专访了潘岳。

　　传统GDP

　　污染也成经济增长点

　　新京报：为什么中国要克服种种困难，算出绿色GDP？

　　潘岳（以下简称潘）：绿色GDP是一种新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它把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因素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在过去20多年里，中国GDP年均增长9.5%，但利用单一GDP来衡量经济发展，负面效应很显著。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的GDP增长中，至少有18%是靠资源和环境的“透支”实现的。

　　新京报：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吗？比如领导干部的政绩观。

　　潘：以往GDP核算体系是以市场化的产出来衡量经济发展的。在这样一个体系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都是“免费商品”，其耗减和环境质量的下降不但不会减少GDP，治理污染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收益反而计入GDP，污染也成为了GDP增长点，这就给决策者提供了错误信息，使决策者通过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来获得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此，单纯用GDP来考核领导班子的政绩，必然有失偏颇。科学发展观不能流于一句口号，要想扭转地方干部的政绩观，就必须有一套坚实的制度去支撑，绿色GDP就是这种制度之一。

　　新京报：也就是说，能扭转政绩观？

　　潘：如果起不到作用，当初我们就不搞了。曾有人担心地方政府对核算结果和排序存在异议，甚至有的地方已要求不要公布核算结果，这就很说明问题。有所顾忌，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一半。

　　我相信通过发布这样的年度核算报告，必定会成为各地综合业绩的评价指标，必定会激励各级领导干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顾及到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和资源问题。不论他们是主动顾忌，还是被动顾忌，只要有所顾忌就好，而且，我相信随着工作的持续开展，他们的观念会从被动顾忌转向主动顾忌，从主动顾忌到主动选择，从而促进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

　　3.05%的警示

　　要担负多少环境债

　　新京报：这次核算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惊人的指标：3.05%，有什么警示？

　　潘：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数据支持下，仅计算了十项污染损失，就已经占到了GDP的3.05%，如果把所有没有核算的内容加进去，可以想象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数字。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创造了GDP神话。那个时候社会上下思想都有一个误区，也包括我自己，认为只要吃饱肚子了，就会有足够的手段来解决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重视，短暂繁荣的背后必定是漫长的严冬。

　　新京报：的确值得反思。

　　潘：我们需要还思考，28年经济发展的效益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3.05%，我们正在为经济发展的环境债而付账！我们又应该付出多少生态债？我们是否需要为喝不上干净的水的3亿农民付账、为滞后的体制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付账？！这笔账我们还没有全部算出来，也留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

　　新京报：另一个数字1.8%有什么启示？

　　潘：是环保投资严重不足。虚拟治理成本1.8%换算为环保投资大约为当年GDP的6.5%，也就是说如果2004年我们投入1万亿，就能基本解决工业和生活点源污染的问题，但2004年实际投入的污染治理投资仅为1900亿元，不到20%.新京报：这带给环保部门什么影响？

　　潘：自身能力有待加强。缺乏臭氧、PM10等污染物的监测能力，我们无法测算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损害；缺乏对沟塘渠池的监测能力，我们就无从知晓有多少农民受到不安全饮用水的威胁、有多少农作物受污染、缺乏充足的人员，我们就无法得到可靠的统计数据。

　　新京报：中国怎么应对这两个数字？

　　潘：第一，争取国务院和相关部门的支持，加大环保投资；第二，加强基础工作，做好全国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和污染源调查；第三，深入挖掘核算结果，制定积极有效的环境经济和管理政策服务，提出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干预政策；第四，全面提升环保部门的管理能力。

　　下一步，我们环保局的各部门将积极争取财政支持，有的放矢地调整污染治理政策、协助地方完善产业布局规划。同时，我们课题组在继续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完成年度核算报告的同时，还将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