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消费是指居民全部消费支出中用于支付社会提供的各种文化和生活方面的非实物性的服务费用，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商品和服务等八大类消费中完全用于服务方面的支出。扩大服务消费是我国未来较长时期内扩内需、转方式、调结构、建小康的重要举措。顺应国际服务消费比重上升趋势，把经常性、市场潜力大的服务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着力点，引导居民消费需求更多转向非实物消费领域，意义重大。但总体看，中国理论界和决策层对于服务消费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政策导向还主要集中在实物消费领域，扩大服务消费还面临诸多深层次体制机制和政策难点问题。

一、现阶段我国服务消费的基本情况

（一）服务消费需求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近年来支出比重不断下降

从长期看，我国服务消费需求总体呈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提供的纯服务口径的数据，1990年－2008年18年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从96.2元增加到2919元，相应的人均服务消费比重也从7.5%提高到2008年的26.0%，特别是1990年－2005年服务消费比重得到了稳步快速提高，服务消费比重前升后降，波动明显，但总体呈上升趋势。从短期看，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年平均增长10.3%，比居民消费性支出的年均增速低0.5个百分点，比商品性消费支出的年均增速低0.6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比重不升反降，年均增长速度明显偏低。

（二）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成支出主力

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用于满足温饱的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都呈下降趋势。1992年－2009年 18年间，食品消费支出下降16.4个百分点，衣着下降3.6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下降1.4个百分点，杂项商品和服务下降0.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人们用于医疗、保健、交通、通讯、文化、教育、娱乐等服务含量高的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上升。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分别为7.0%、13.7%和 12.0%，分别比1992年上升了4.5、11.1和3.2个百分点，居住上升4个百分点，消费结构整体上已经由温饱型向发展型、享受型升级。

从内部构成看，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是主要的消费项目。1992年－2009年18年间，交通通信上升最快，比重提高最快；其次是医疗保健、居住和教育文化娱乐。从2005年－2009年近5年看，交通通信上升了1.2个百分点，教育文化娱乐上升了1.8个百分点。无论从长期还是从短期看，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都稳步提高。主要是因为通信工具升级换代加快而又价格走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大，带动了通讯服务消费的强劲增长。交通条件的改善，出行方式升级带动交通工具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消费观念与习惯的改变，文化娱乐设施的完善，居民对自我素质提高和子女教育培养的重视等，带动了文化娱乐教育服务支出的较快增长。

二、 有效扩大服务消费的难点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2005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增长缓慢，比重不断下降，与发达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的水平相比，我国居民服务消费比重明显偏低（2009年为25.8%），即使与1990年的韩国比，还相差20.3个百分点；与1965年的美国相比，也相差15.7个百分点。这种与服务消费比重不断上升这一国际趋势逆行的态势，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相对于巨大的服务产品的潜在需求，服务消费的实际有效需求不足，远远没有发挥对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究其原因，主要受到需求本身、产业供给、消费环境和政策支持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政策和体制机制制约是难点。有效扩大服务消费的难点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实物消费的升级和价格替代效应对服务消费形成挤压

与食品、衣着等基本生活品的刚性需求不同，服务消费收入弹性较大，而且这种高收入弹性具有两面性，当人们预期经济形势良好时，会增加服务消费支出，反之则首先压缩服务消费支出。居民对精神文化服务的需求是在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物质需求得以满足后进一步的发展追求。未来较长时期内，食品、衣着、家庭用品等实物消费是城乡居民的基本消费，在居民的消费总量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从消费市场表现看，目前我国居民消费主要集中在实物消费，家电、汽车等耐用品消费持续红火，商品零售市场一直保持稳中趋快的增长态势。2006年－2009年连续4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都在13%以上，201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8.4%，也呈现高位稳定增长的态势。

从现实表现看，一是食品、衣着、家庭用品等实物产品为适应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自身也在不断升级，比如食品从一般农产品到绿色食品、无公害食品再到有机食品，产品在推陈出新过程中引导了消费增长；二是由于种种原因食品出现价格上涨，居民用于食品的开支增加；三是中高收入居民形象消费需求快速增长，购买高档成衣、鞋帽、皮包、首饰、化妆品的档次不断提高，数量不断增多；四是家庭用品市场竞争激烈，价格不断降低，刺激相关领域的消费增长。上述因素都会提升各自领域的消费总量，居民在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必然会对其他消费包括服务消费形成挤压。

从理论分析看，正如黄少军研究的那样，决定服务消费增长的不仅有收入因素，还有价格等其他重要的经济因素。因为商品的价格相对于服务价格是下降的，服务消费的收入弹性并不一定总大于商品消费，实际情况中，到底收入和价格替代哪种效应占据支配地位，情况是十分复杂的。而且实物产品价格的下降对服务消费会产生一种替代效应，比如购买光碟、电视机，则会选择在家里自我服务，亲临现场观摩的参与性消费就会减少，从而对市场供给的服务消费产生了替代作用。一般来说，个人在文娱用品上的支出越多，其向市场购买的文娱服务相应也会越少。加上长期以来受重商品轻服务的消费观念影响，我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据消费支出的主要地位，还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二）收入差距过大降低整体服务消费水平

现阶段收入因素影响服务消费，表现为收入水平不高和贫富差距过大两方面。在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更要重视收入分配不合理对服务消费的制约。

一种观点认为，居民收入差距越大，越有利于扩大服务消费。如果这一观点有合理性的话，其前提条件是富裕或暴富了的群体成为理性的服务消费的主力。而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国内有钱人成为抢购国外名牌的重要群体，这种炫耀性消费放大了贫富差距，反映了近年来的收入两极分化现象。事实证明，这一富裕群体并没有成为国内服务消费的主体，经常性、持续性的服务消费还需要知识素养较高的中产阶级来支撑。

国内众多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根本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10年6月的一份消费调查研究认为，影响我国消费的首要因素，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臧旭恒、张继海的实证研究表明，居民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蔡德容、吴琴琴、万建永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发现，收入分配差距与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现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每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将降低0.72个百分点。

从道理上讲，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导致消费断层，降低了整体服务消费水平。虽然大部分中低收入者具有较高的消费倾向，但由于实际收入较低难以形成有效的服务需求。而注重现代生活品质、真正具有服务消费意识和能力的中等和中等以上收入群体还处在成长初期，在社会阶层中所占比例太小，抑制了市场需求的有效增长。而暴富了的高收入阶层消费已经饱和，消费倾向反而较低。

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直接影响到政府、企业和居民的利益关系调整，还涉及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垄断行业体制和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系统性综合性要求更高，不仅调整的阻力比以往更明显加大，调整的难度也远远大于供给结构调整，这也因此构成未来我国扩大服务消费的根本性难题。

（三）房地产业畸形发展造成较大的消费挤出效应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近几年房地产投资的畸形扩张，已成为带动城镇投资高增长的主力，同时也导致了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症，长期看，对居民正常消费包括服务消费产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

近年来，大中城市住宅价格不断攀升，高房价已成为家庭生活的一项巨大开支。高房价大大提高了支出预期，增加了预防性储蓄需求，阻碍了居民消费从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型升级。我国城镇居民居住支出比重从1990年的7%，上升到2008年的10.2%（ 在统计上居住消费不包括建房支出，仅包括房租、住房装修、水电费、房屋维修、物业管理等支出 ），如果加上购房方面的支出，这一比重有可能会达到35%左右。高房价已将中低收入群体挤出房地产市场，收入房价比过高花去了两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积蓄，严重削弱了消费增长的后劲，加上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体系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使得居民住房的消费预期支出大幅增加，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他当期和未来消费。

要实质性扩大内需，扩大居民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需求，必须重视高房价对正常消费的挤出效应。目前，国家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颇为棘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还在相互博奕过程中，这种不确定性风险对服务消费会形成较大的调整压力。

（四）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限制消费增长

在发达国家，居住、交通和文化娱乐等享受性消费是居民消费支出的主体，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卫生的消费支出比重相对较低。而我国城乡居民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发展性和保障性消费支出的负担较重。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教育消费支出的比重为6.4%，而发达国家平均不到4%。我国城镇居民用于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比重为7%，而发达国家不到5%。

同时，我国居民享受性的文化娱乐、个人美容美发等服务消费比重亟待提高。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比重为6.9%，远低于同年美国8.4%、英国15.6%、德国 12.l%、日本10.5%的水平。2009年我国城镇居民个人理发、美容等杂项商品和服务消费比重仅为3.58%，大大低于2007年美国19.0%、英国 19.5%。德国9.2%、法国11.1%、日本 24.2%、韩国14.9%的水平。发达国家（ 不包括美国 ）正是因为有了非常完善的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对全体公民实行免费医疗，政府负担了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最大一部分的开支，才使得居民消费中教育和医疗支出较低，而把更多消费用于文化娱乐、旅游、交通、保健、美容美发等市场化服务，从而促进了这方面服务消费的快速增长。

发达国家市场化服务消费大规模高速增长的背后，是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强大支撑。黄枫、甘犁2010年利用2002年－2005年中国老年人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数据，采用两部门模型和扩展的样本选择模型研究后发现，我国城镇享受医疗保险的老人，家庭自付医疗支出比无保险的老人低43%（ 约合1149元 ），而总医疗支出则比无保险的老人高28%－37%（ 约合1072元－1264元 ），而且预期寿命比无保险的老人高出5年。这项研究揭示了政府公共医疗保险制度在引导和支持市场化服务消费的重要性，它不仅保证了老年人的健康与寿命，更重要的是还带动了老年人市场化的医疗保健服务的大幅增加。

我国目前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以及社会保障体系比较薄弱，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明显不足，失业和养老没有保障，居民用于教育和医疗卫生支出的负担较重，城乡居民收入在保证必要的实物消费后不得不用于预防性储蓄，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当期消费，降低了居民特别是对社会保障体系依赖度高的中低收入阶层和广大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限制了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的增长。就我国现阶段财力增长看，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不仅任务艰巨，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服务消费增长也必然会面临挑战。

三、破解扩大服务消费四大难题的对策建议

应对前述四个难点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高度重视服务消费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重要作用。今后扩大消费的重点，要逐步从消费周期较长且消费支出数额较大的耐用品消费，转向那些经常性、持续性、市场前景广阔的服务消费类型，比如旅游文化、保健休闲、餐饮娱乐等。实现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逐步向服务消费转型，要加大培育新兴消费性服务业和新型服务业态的支持力度，要引导居民选择娱乐、运动等健康的生活方式，将居民消费引导到服务消费领域上来。

其次，强化相关政策对服务消费的支持。加大对民生服务业的投入，强化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如对于新开发的生活小区应该有基本的服务设施要求和规定，切实解决居民“无处消费”的问题，释放居民对交通、居住等享受性消费需求；引导居民由实物消费逐渐转向信息、以及观赏性、参与性服务消费。

再次，要重视实物消费的升级和价格替代对服务消费形成的挤压，重视高房价对正常服务消费的挤出效应，改变收入差距过大对服务消费增长的根本性制约，高度重视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对服务消费增长的带动作用。

最后，作为一个发展中的未来消费大国，要协调好短期消费政策与中长期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中长期，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方面实现新突破；近期内，要加强政策支持，引导居民将消费需求更多转向非物质消费领域。要坚定不移地加强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突出对新兴服务增长点的扶持和市场培育，以适应中等和中等以上消费群体不断升级的服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