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对于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出路,我有一些新的思考。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关头，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找到一个最好的有利于民族、有利于国家的出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也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关口上。

我们怎么来应对面临的挑战？以下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分析“两头冒尖”为什么愈演愈烈；第二个是应对这种情况有两种对立的方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方向和做法进行分析；第三个就是寄望于改革的再出发。

一、两头冒尖为什么愈演愈烈

1998年纪念中国改革开放20周年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里面借用了《双城记》开篇的话来描述当时的情景。读过《双城记》的人都有很深刻的印象，它描绘的是18世纪末期的那种状况，这段话就是“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却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十多年过去了，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却愈演愈烈，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所以我们需要认真分析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社会发展的十字路口(有人叫三岔路口)上，找到一个好的出路。

我们来看一下两头冒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为什么会愈演愈烈。一个方面，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在原来的命令经济体制下开辟出一块新的天地，这就是市场经济；另一个方面，就是大量原有的经济，也就是命令经济的遗产大量存在，使得这个体制很不完善，命令经济和市场经济双重存在。正是由于这种双重性，决定其带有过渡性，也就是说，它属于从旧体制到新体制的过渡期间。这种体制的作用也是双重的，所以才会出现两头冒尖的状况，好的和坏的都同时存在。问题就在于，这种过渡性质的双重性究竟是此消彼长，还是此长彼消。是旧体制逐渐消退新体制逐渐成长完善，还是反过来新体制停顿了、倒退了，重新回到旧体制。从新体制的出现和逐步扩大来说，它造成的结果是正面的、积极的。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解放了中国民众长期受压抑的创造精神、创业精神。在改革开放初期，海外的人们普遍认为，全世界的华人都是天生的企业家，但中国大陆的人却是个例外。然而改革开放证明了我们并不是例外，只不过因为旧体制把这种创造精神压抑住了，没有发挥出来。改革开放激发了国人的创造精神，成千上万个民间创业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这是我们过去30多年经济能够高速增长最基础的力量。具体来说，一方面过去没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得到了利用，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体制和旧的增长模式被打破，使原来在农业或者说传统产业中低效使用的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转移到了城市工商业或者比较高效率利用的行业，对提高效率和经济增长也有很大的贡献。

在旧体制下，因为城乡的分割格局所以使大量资源低效利用，在那时候的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有了改革开放，有了各种生产要素结构性的改善，使得效率有了相当大幅度的提高。另外，开放使我们在没有原创性创新的情况之下，很快大量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使我们的产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都有较大的提高，支撑了改革30年来的高速增长。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后，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加快，最近20年我国的GDP年增长率甚至超过了10%。整体的经济实力大大提高，到了2010年已经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够保持这样的势头，很多人估计中国将在本世纪的20年代或者30年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是，旧体制的遗产还在阻碍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2012年有一本被热烈讨论的书，它提出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失败了，书里给出的分析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它把制度分成两种，一种是吸取型的，也有人把它叫做榨取型的，就是吸取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利于少数人。另外一种不管是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是包容性的，就是说它是能够吸引更多人的参与，而且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旧体制，即命令经济体制，它是一种吸取型的体制。在中国，这种体制造成的主要后果，就是使得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能够延续。最早提出改变这个模式的是前苏联，前苏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发现，它在与西方国家的竞赛中处于不利的地位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增长模式有问题。虽然它在6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而我们在90年代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都转不过来，根本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日本或者东亚的经济学家经常讲的威权发展模式，是在强势政府主导下依靠资源的投入推动增长，因为政府具有很强的动员资源和指定资源投入方向的能力，所以这样粗放的增长模式就会延续下去。另外，因为行政权力，政府权力大量的干预经济活动，造成了一个普遍的寻租环境，因此腐败的蔓延就变成很难制止的事情，不管你用思想动员还是用严刑厉法都无法制止腐败的蔓延。好的一方面是我们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坏的一面也在加剧。

“九五”计划、“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都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式这个问题，这是困扰我们经济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一直不能得到解决呢？这跟体制是有关系的。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政府提出要把中国经济的发展从过去的数量扩张，转向以提高经济效力的轨道上去。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正式提出要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后来“十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等一再提出这个问题，但是成效不高，进展不快，而且现在越来越变得模糊了，到底要转什么，到底要从哪里转到哪里？大家都承认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但它的实质是什么？好像越来越不清楚了。

如果用索罗斯改写的函数来看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清楚的，有人把它叫做新古典的增长模型。Y是总产出，总产出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后面两个一个是K（资本），L（劳动），另外一个是A。如果按照人均产出来说，那么决定产出数量的因素就是两个，一个就是K资本，如果从增量来说那就是投资，资本的增量。另外一个是A，这个A需要加以说明。在早期的发展中，人们认为增长就是由投资决定的。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特别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是斯大林说的那句话）看来，增长的唯一来源就是投资。但是在20世纪的50年代，索罗斯提出了置疑，他说如果是投资决定了产出，投资增长的速度决定了产出增长的速度，那么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投资单向的增加会造成投资回报递减。于是，要维持原有的增长率就要不断的提高投资率，而投资率不可能是不断提高的，因为你总是要消费。他发现美国在20世纪前49年的数据说明，它的投资率并没有提高，而增长率也没有下降。于是就导出了索罗斯的假说，除了投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索罗斯余量，索罗斯余量A是决定增长的另外一个因素，这是什么呢？按照索罗斯的定义，就是技术进步。

在实际的经济计算里，这个东西就是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说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个是投资的增加，另外一个是效率的提高。旧的增长模式的特点就是斯大林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机会原理，靠投资增加来维持高速度增长，这是从苏联那里延续下来的教条，我们的实际经济工作也是这样做的。这样一种增长模式，它就应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所做出的分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说资本主义就要灭亡了，他的分析就是那个时代西方国家的增长模式靠投资，马克思说靠投资来维持增长的结果，一定是资本对劳动的比例不断提高，投资率不断的提高，消费率不断降低，最后是两个主要的结果，其中一个主要的结果就是产能过剩。产能不断的扩大，而消费率降低，最终需求不足，就出现了19世纪很典型产能过剩、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从政治上来说，因为分配格局是由生产格局决定的，投资资本对劳动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收入分配中，资本家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和劳动者所占的比例也就有了相应的改变，于是就造成了所谓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些问题造成了资本主义的动荡，马克思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很快的就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了。

我们和遵循苏联增长模式的一些国家在经济发展道路上，都发生了马克思所揭露过的问题。所以前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在“九五”计划以后，也明确提出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当时采用的是苏联人提出的说法。苏联人用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面的说法，把依靠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叫做外沿性的增长模式或译作粗放型的增长模式；把主要靠效率提高实现的经济增长叫做内涵型的或叫做集约型增长模式。提出要实现从依靠投资来驱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效率提高实现的增长。现在说的就比较复杂，也比较丰富，但是它的实质是什么？特别是在报刊上显得越来越不清楚了。在党和政府的文件里，从199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来，一直是把从粗放增长模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模式作为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虽然中央和政府一直在强调，但是成效并不显著，根本原因就是所谓体制性障碍。

体制性障碍的说法，源于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形成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其中提出了经济发展存在体制性障碍。在不同时期我们还做过一些细致的分析，比如在“十五”末期曾经有一场讨论，就是想估计一下“十五”期间经济结构改善和效率提高状况，结果发现很不如人意，于是就分析其原因。当时提出的制度性障碍大致讲了四点。

第一点是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了一个主导角色。在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确定，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1992年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所讲的，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总结“十五”计划，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发现市场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还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十五”计划期间，城市化加速了。根据现行土地所有权制度，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城市的土地属于国有，政府手中就掌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土地。按照当时的规定，政府征收农村土地，是按照农用创造价值作价格，所以拿到土地的成本非常低，政府就可以在城市化过程中把大量的农用土地转移到城市中来。土地是人类生存非常重要的基础，掌握住大量的土地就使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就是银行体系。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的银行，虽然信贷银行有一定的经营自主权，但是各级政府在信贷的发放上有很大的权力。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都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使得政府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点就是所谓GDP崇拜。这不光是组织部门的事情，而是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因为各级政府变成了经济的首脑，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主要表现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率，所以各级政府就要动用配制资源的权力来营造政绩，于是所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遍地开花。

第三点是财政体制。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都跟GDP挂钩，所以各级政府不管愿不愿意都要去营造GDP的高速增长，不然日子很难过。

第四点是跟政府配置资源相配套的价格扭曲。按照计划经济的办法，各种资源和各种上游产品的价格都是往低定的，所以它就促成了一种粗放增长方式，形成了高能耗、高污染产业的畸形发展。

到了“十一五”时期，“十一五”规划更加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提出要发展一些新型产业。从“十一五”开始，我国经济已经有了一定成就的发展，创新能力普遍得到了提高，但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技术创新转化为商品和实现产业化却是步履维艰。经济学家做了很多调查，所有这些调查都说明，问题仍然出在体制上。我们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鼓励创新、鼓励创业的体制。要能够鼓励创新、鼓励创业，就需要把我们的市场制度进一步提升。在我们起步追赶的时候，因为前人的经验已经明白地摆在那里，所以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是当需要原创性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的时候，政府掌握信息的能力就很差了，因为它是一个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事业，在由政府制定计划、决定重点等等旧的体制下，它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小。而在一个好的体制平台之上，让企业和创业者千军万马的去冲击，总体来说成功的概率就很大。哪怕只有万分之一成功的可能性，当你有一万个以上的个体都在往前冲击的时候，按照大数的法则，总有一个以上能够取得成功。现在即使有了一部分市场，但还是停留在很低的发展阶段，即所谓原始的社会经济的阶段，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缺乏规则，缺乏完善的产权保护。在这种情况之下创新往往会夭折，即使勉强建立起来的企业也会出现一种现象，我们管它叫“小老头树”，企业的年龄已经不小了，但是始终无法做大做强。在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我们的号召很多，但是进展甚微，于是资源紧缺、环境破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以至于在社会关系上，表现出收入水平提高缓慢，消费不足，储蓄和消费的失衡等等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二、我们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改革初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出现了部分的市场，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即此长彼消，还是此消彼长，是旧体制消失，新体制成长，还是新体制逐渐淡化而旧体制复归。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国务院领导提出来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双重体制焦灼对峙，要想办法突破这种状况，也就是说要推进全面的改革，建立一个健全的商品经济制度，也就是市场经济制度。但是这个进程被1988年的严重通胀和1989年的“六四风波”打断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因为改革停滞了几年，所以整个经济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态之中。1990年的12月，邓小平和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的谈话都提出来要搞市场经济。当时说要搞点市场经济，如果不搞市场经济的话连信息都没有，那是自甘落后。1991年2月在上海过春节，小平同志又向朱镕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讲了这个意见，由当时上海的一些新闻工作者以“黄甫平”的笔名报道传达给社会，但是受到了支持旧体制、旧路线的人的强烈反对，爆发了一场争论。主流媒体出来批判“黄甫平”所传达的邓小平同志的意见，但是在党和政府领导机关里，有一部分人是支持的，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意见指明了方向，是我们能够从困境中摆脱出来的唯一道路。大致从1991年春天开始，党和政府一些支持改革的领导人和社会上的学者在一起，探索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好的体制，也就是市场经济体制。到了1991年的10-12月，江泽民同志召集了11次座谈会讨论国际和国内问题，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什么没有灭亡。列宁在《帝国主义论》里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说了很多年它为什么垂而不死呢。第二个问题是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说苏东剧变，苏联的崩溃，原因是修正主义，或者是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另外一种意见说苏联的失败是因为它本身制度上严重的缺陷。第三个问题，是整个11次座谈会的重点，即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参加了这11次讨论，其中有5次是讨论第三个问题，几乎是一致的意见，至少是所有经济学家一致的意见，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我认为到现在检验起来，这仍然是一个站得住脚的意见。这个讨论还有一个特点，不是就口号讨论到底要搞一个什么经济制度，而是从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来讨论。比如我提交给会议的是两篇文章。一篇是背景材料，另一篇是我的书面发言。背景材料的标题完全是我们经济学的一个学术性文章，叫做《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就是讨论各种各样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果。这个会上也把政治上的选择和口号与经济学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讨论，至少学者是一致的意见，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建议，中国应该明确自己的目标，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的制度。

1992年6月9日，党的十四大召开前，按照惯例党的主要负责人会在某种场合对代表大会的基调做一个讲演，江泽民同志讲到，社会上对于我们改革的目标和我们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几种不同的想法，他个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令人惊讶的是，他对市场经济下了一个定义，而不是简单的提一个口号，这个定义就是，在这个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凤凰台播出了上海的周润英跟记者的对话，他说邓小平在江泽民6月9日讲话以前很犹豫，担心提出市场经济的口号会引起党内大的争论，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讲话传达以后，没有出现反对意见。所以在1992年的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确定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到今年已经是20年过去了，当时明确的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建立起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顶层设计确定以后，大概又经过了一年多的工作，特别是我们经济学界介入的比较多，设计了各个方面的改革方案，并且大致确定了它的时间顺序和配套关系。199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 《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议》，一共是50条，对经济体制的各个主要的方面，也就是市场经济大系统的各个子系统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顺序、改革的进程和配套的政策做出了规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做出了总体的规划。从1994年开始，按照这样的一个总体规划全面推进中国的改革。这个改革对于我们近20年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以外汇改革为例，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规定外汇并轨实现经常项目的可兑换，这个改革方案从1994年1月1日开始执行。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对外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的革命性改变。在这之前我们进出口贸易顺差和逆差是交替进行的，多半年份还是逆差，但从1994年开始就一直是顺差，而且这个顺差越来越大，完全改变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外汇紧缺，甚至有一些年份国家外汇储备支撑不了贸易正常决算需要的情况（当然，最近几年我们发现顺差这么大并不是好事）。

在那以后，比较重要的就是1997年党的十五次代表大会，十五次代表大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以前党和政府决定里没有涉及到所有制等问题进行调整和完善，提出了要进行以国有企业有进有退的布局调整为核心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所有这些改革加在一起，就能够在21世纪末期宣布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但是，事情还有另外一方面，初步框架的建立并不意味着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完全建立了，它有很多命令经济的遗产，特别政府职能、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等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是不是中国政府的领导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呢？我想是看到了。

从2003年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你就可以看到，当时的领导看到了我们这个体制还不够完善，改革的任务仍然很重。所以这个决定就叫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里面做了很多规定。经济发展存在着体制性的障碍，这些障碍要消除，要使我们的市场经济逐渐完善起来，不但需要经济方面的改革，还需要政治方面的改革。因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就提出来要建立法制国家。十六次代表大会又提出，要提升政治文明，要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一些重要的方面存在着缺陷需要完善，也就是说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原来一些政府和党中央的决议并没有实现，有一些几乎完全没有实现，比如说社会保障机制。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建立的体制，到2003年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在回过头来看，很遗憾的是这个决定的执行情况非常不好。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经济学家们聚在一起回忆，当时通过了一个很切合实际的决议为什么没有执行呢？想来想去，可能是因为改革总会使得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放弃原来已有的权力和利益，在经济状况很好的情况下，要想使多数人放弃已有的利益去谋取更长远的、更根本性的利益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就出现了改革停顿。比如，拿国际布局调整来说，到了2002年，主要部门的改革方案已经得到了批准，但是进度却差得很远。比如电力部门，原来认为是一个垄断性的部门，但是根据十五次代表大会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决定，研究了世界各国的经验，发现这并不是清一色的垄断部门，而是四个环节情况各有不同。于是大致上仿照了一些在电力部门改革比较成功国家的经验，制定了一个方案，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方案。这个改革有四个部分。一是管网分开，发电部门不是自然垄断的部门，所以把发电放开；网是自然垄断的部门，在中国的国情下，还可以保持国家的垄断地位。二是竞价上网。三是输配分开，输电网就是变电站前面的那一段，配电是变电站以下到每一个用电户这一段，把这两个部门分开。四是放开售电市场。这样一来输电和配电就变成像高速公路一样。但是改革第一步完成了以后，后面的三步就停了下来。已经同意的改革完全没有进行的就是铁路，铁路是超级的政企不分的国企。一般的政企不分的国企还没有自己的警察，没有自己的检察院和法院。改革的停顿使旧体制遗产继续在发挥作用，许多党政领导把旧的粗放式发展模式看成一个最好的发展模式，用强势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来支撑高速度增长，堪称是发展经济创造政绩的不二法门。这样就使得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不但没有转型，而且得到了增强，同时使粗放增长模式所引起各种各样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旧体制造成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粗放型增长方式得以持续，另外一个就是寻租制度基础的扩大，这两种情况在原有意识形态影响下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因为旧体制遗留的行政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形成了寻租的环境，使腐败蔓延。但是在旧的意识形态解释之下，腐败的蔓延被认为是市场或者说是资产阶级意识影响造成的结果，所以政府就加强控制，加强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力量的加强又使得寻租的基础进一步扩大。政府认为因为存在无政府状态，存在着腐败，所以要加强行政审批，但加强行政审批就是制造寻租的体制基础，所以反倒使腐败更加蔓延，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问题进一步加剧。

把这种思潮归拢起来，在21世纪的初期出现了另外一种顶层设计，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方向，就是要从改革的道路上开倒车退回去，要走2012年年初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特刊所讲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依靠强势政府，强化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和国家投资来推动增长（东亚国家在讨论中把它叫做威权发展模式）。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各国政府采取某些短期政策，如救助一些私营企业，甚至收购一些私营企业，这样一些短期政策似乎证明了西方国家也在学社会主义国家的样子，也在实行国有化。因此这种主张也得到了某些短期效果的支持。比如他们举出一个证据，就是高铁奇迹。铁路和高速铁路在中国还需要发展。在一些人口密集、经济活动密度大的地区建设高速铁路，哪怕不赚钱也要做，因为它有外部正效应是值得做的。但是我们用了一个超级国企来做这个事，结果造成了资源大量浪费和严重腐败。另外一种论据就是讲有一些地方，就是靠强势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才实现了年年GDP14%、15%的持续增长，实现了超高速发展。在中国目前条件下，还没有能够实现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很容易演变为权贵的资本主义。

这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不同的发展目标就摆在我们面前。到21世纪以后，后一种思想取得了相当大的势头，对中国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从微观经济来说，是资源短缺，环境破坏，效率降低，产能过剩，中小企业经营困难；从宏观经济来说是消费需求不足，货币超发，资产负债表的再杠杆化，房地产价格的居高不下和通胀危险加大，由此产生了宏观经济政策既不能松也不能紧的两难困境，社会矛盾加剧。

三、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

因为腐败蔓延，贫富差距拉大，官民关系紧张，所以一些矛盾都激化到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之下。矛盾的激化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容易唤醒人们对于自己所处状态的认知和需要推进改革的觉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只有推进改革，才能消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性障碍，只有推进改革才能遏制腐败，清明政治，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要求坚决制止这种开倒车的行为，希望通过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包容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从实际状况来看，确实出现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而且2012年以来这种可能性在增大。一个就是前几年被短期效益所掩盖的问题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用威权发展模式管理社会和发展经济的样板（比如高铁，比如重庆）造成了破坏性后果也正在逐渐的暴露出来。同时各地也出现了一些改革创新，赢得更多人的支持。

我以前讲过，上海市的国有资本正在退出一些竞争性行业。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政策，本来是从上到下都有很多人顾虑。但是上海开始试点以后，虽然还存在着不少的瑕疵（如汇率决定等等还有一些问题），但是很多地方都明显看到了它对促进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所以从上到下，也就是说从国家的税务总局到地方财政部门，有更多的地方要求参加试点。去年广东实行了民间组织无挂靠设立，这也是社会长期呼吁的事情。民间组织是部分的民众处理自己范围内的社会事务的组织，不需要在行政单位挂靠就可以建立。现在的社会非常复杂，全靠政府管理根本是做不到的。广东今年的工商登记改革，实现了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和一个法制国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所谓“非禁即入，非禁即行”。选择什么样的职业，选择什么样的经济活动，这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不需要长官的批准。当然为了社会的利益做出某些行政上的规定是可以的，而且有的时候也是有必要的，但是只要没有法律明文禁止，公民应该有权自由选择。据我所知除了中关村基本法《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没有一个法律明确了这个原则。广东省的领导同志在前几年已经提出过应该实行“非禁即入，非禁即行”的原则，在工商登记问题上他们今年开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按照过去的想法，这好像是大逆不道，没有经过政府的批准，你怎么能够随便去从事什么活动呢？但是这一步迈出以后，现在看来包括中央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也认可，这是一个政治的方向。

还有最近的审批制改革。这件事情在本世纪初期曾经做过，当时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尉健行书记提出过一个命题，说我们不能光靠党纪国法，要从源头上反腐败，源头在哪里？源头就是行政审批。所以曾经有两年做过这个工作，清理审批，后来又颁布了《行政许可法》，就是把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利收在有限的机关，比如说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不能再随便设立审批机构，这都是符合方向的，是可行的，但都是虎头蛇尾。特别是在经济出现了萧条、出现了通货膨胀、出现了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不管出现哪一种情况，都重新强调了审批或者是变相的审批，如各种各样的备案制、审核制等等。2012年广东省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这些事除了在研究顶层设计上取得了共识，各个地方也开始进行了探索，而且这种探索往往很快就得到了更多地方的响应。2012年以来似乎从领导部门到基层广大民众，推进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了，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概率可能性在提高。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这样下去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正在变成一种积极的力量推动。

这段时间，各界人士对于顶层设计有很多讨论，对经济改革的讨论也很多，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归纳。一是私用品领域，加快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立是一个核心，对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农地改革等等都有很多讨论，提出了很多很有见地的意见。二是公共品领域，财税改革讨论的是最多的，对市场监管和反垄断执法讨论的也很多。三是第三领域，即所谓民间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建设。从最近20年的情况看，我们改革的难点和弱点都跟政治方面的改革密不可分。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建设，牵扯到政府在市场交易中是起裁判员的作用，还是它自己下场踢球，牵扯到你怎么对待行政性垄断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改革，也涉及到政治的改革的问题。所以为了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有三个最主要的内容，一个是法制，一个是民主制度，一个是实行宪制。这三个东西不可能一蹴而就，从我的考虑来说，恐怕应该从建立法制入手进行政治体制和政府本身体制的改革。建立市场经济首先就需要建立法制。在创作早期市场经济过程中，你可以把市场纪律的执行和合同的执行建立在人对人的血缘关系、乡亲关系等等关系基础之上，而对于现在的非人格化市场来说，就必须依靠规则，也就是说要靠法制。没有法制就不可能有什么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从这一点入手，就更加容易处理各种各样的现有利益格局和现在的权力分配格局问题。这些都需要讨论。期望能尽快制定出一个新一轮改革的总体规划，踏上全面推进改革的征途。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吴敬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