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报】

扩大消费无疑是启动内需的难点和重点，然而相对于投资，目前扩大消费的举措还缺乏有力的系统化方案。在这种背景下，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了搞活流通扩大消费的政策措施。这次会议把搞活流通作为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切入点。一边是产能过剩和滞销在仓库的商品，一边是生活质量有待改善的大规模人群，理顺流通领域显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之一。

　　尽管如此，最近出台的这套扩大消费的方案只能看作是相关工作的起点，不能成为一个统帅全局的政策框架。流通领域的问题只是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并且可能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商品过剩历来就是相对过剩，也就是相对于居民有购买能力的需求量是过剩的。商品过剩，即便是解决所有流通领域的问题也还是可能存在的，因为老百姓可能就是买不起或者没有购买意愿。

　　扩大消费的政策力度还有加大的必要和空间。在必要性上，不少人可能认为，就刺激内需防止经济下滑而言，扩大投资是最好的途径。因为投资具有拉动效应或说投资乘数效应，一块钱的投资最终能够带来几块钱的GDP增长。但经济学原理显示，消费的增长也同样具有乘数效应，并且和投资乘数效应的大小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能够扩大一块钱，GDP也会增加好几块。并且，可以肯定的是，与刺激投资相比，促进消费肯定具有更小的副作用。也就是说，不会出现所谓的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因为企业根据消费者需求而增加投资，具有更好的市场效率。

　　因而，在当前保增长的讨论中，我们应该撇清“重投资、轻消费”的认识误区。当然，轻消费的深层原因可能是因为，和投资相比，消费更为稳定，难以刺激，没有增加投资那样立竿见影，投下去就会有效果。的确，由外需型经济转变为内需型经济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点在日本体现的很清楚。当一国具备巨大生产能力，而出口下降时，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改由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如果日本内需能够支撑日本产能的扩张，也就不会出现所谓“失去的十年”了。

　　问题是，我们的政策面还有巨大的空间来扩大消费和启动内需。如果我们在认识上，能把扩大消费放在一个比刺激投资更重要的位置上，那么，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

　　财政应将更多的财力用在扩大内需的政策上。“家电下乡”的实效就是明证。2007年12月起，政府在四川、河南、山东试点“家电下乡”工程以来，这三个省过去一年农村家电的销售量同比上升了30%。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政府对下乡的各类家电分别实行最高限价，同时给予补贴，中央财政承担补贴资金的80%，省级政府承担剩下的20%。这让我们看到，只要财政有针对性地在扩大消费的某些环节加大投入，消费还是能够有明显增加的。从这个角度去看，便有大量类似领域有待财政参与其中。

　　问题是，这些计划都需要扩大财政支出，又受限于财政收支状况。在保持财政平衡条件下，不可能做这么多事情。以福利主义著称的北欧经济体在很多方面的确是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家庭没有消费的后顾之忧，消费不足的问题似乎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但这是以高税收为前提的。所有福利国家都有很高的边际税率，唯有如此才具有大规模让利于民的财力，也使得即便是在萧条时期，政府购买仍然是商品市场购买的主力。

　　另一个解决方案是实行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随着降息空间的减少，这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选择。美国史无前例进入零利率时代。在利率接近零的情况下，美联储将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除大规模直接购买国债外，美联储还将向特定领域如房贷和消费市场注入流动性。随着日本央行将利率降至0.1％，印钞机将重新启动。增加的货币供应可以绕过不愿放贷的银行直接进入某些有助于扩大消费的环节，就像美联储可以有选择地向房贷和消费市场注入流动性一样。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向农村金融、中小企业融资、进出口信贷和消费信贷等领域注资，来有针对性地启动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

　　总之，扩大消费不仅是保增长的归宿，也是保增长的重要手段。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而做到这一点，财政金融政策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供发挥。

文/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傅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