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admin 发布日期:2008-06-17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通胀的显性化和扩散化意味着,既往的靠低要素价格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确立的前提和核心在于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构,即要从根本上纠正价格体系的系统性扭曲,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
为了减小放开价格对企业和居民的冲击,尽可能熨平经济的波动,政府应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合
中国如何走出目前通货膨胀的阴影,笔者概括为十二个字:放价格、减税收、松信贷、稳汇率。
关于中国目前通胀的成因,理论界争论激烈,但无论是需求拉动型、成本推动型,还是输入型,其背后的根本逻辑必须理清。无论哪种成因,其背后的根源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中国通胀的本质在于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长期累积??经济体价格体系系统性扭曲。
理顺要素价格机制
中国经济过去的高增长、低通胀很大程度上是严重透支的结果,透支了要素低估(煤、电、油、运、水、气等资源要素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透支了人口红利(从上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年时间里,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透支了环境红利。可以看到,我们产业的利润由此得到明显提高,企业投资、生产的激励得到明显增加,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暂时增强。
随着经济发展的加速,中国也在为长期要素价格管制和扭曲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使得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从这个角度看就是需求膨胀导致了通胀,当然这个需求主要来自于外部,中国拿低要素价格高投入制造价廉物美的商品来“贴补”国外的消费者),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如此,中国经济必然与可能是全球最不稳定的货币??美元,拴得越来越紧。只要美国人一松货币,中国就得承受原材料价格上涨这种输入型通胀的压力,用低要素价格和政府所积累的财政“扛”着。
但是这种“扛”必然是有限度的,政府财政总有扛不住的时候,必然传导给企业??要企业“扛”。当企业通过生产率的提高也无法从内部消化成本上升压力的时候,就只能选择外移,让下游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演化成恶性的通货膨胀,以需求骤然下降、产能过剩、经济陷入通缩的泥潭才能终止这个周期。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本轮通胀是过去30年被管制价格的全面反弹,带有为从前高增长、低通胀的“奇迹”埋单的性质。通胀的显性化和扩散化意味着,既往的靠低要素价格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确立的前提和核心在于整个价格体系的重构,即要从根本上纠正价格体系的系统性扭曲,切实建立起反映市场供求、资源稀缺程度以及污染损失成本的价格形成机制。换句话说,只有当资源要素价格上涨能真正成为投资规模的“自动刹车器”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才可以说初步得以确立。
理顺要素价格机制、逐步解除价格管制、释放通胀压力的改革成为治理本轮通胀不可回避的、最根本的任务。我把它概括为“放价格”,而其他的政策都必须服从于、服务于这个目标,以保证这个目标的最终成功。
如果回到货币学派眼光来看,事实上,放开价格管制实质上是最有效的需求紧缩,只有要素价格上涨,才会迫使那些严重消耗资源的企业关门停产或转型,迫使企业节能减耗,迫使企业节约要素的使用,迫使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来消化成本上升的压力。
当然,理顺价格改革可能会使企业面临短期的痛苦调整。国内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接轨,国内短期CPI和PPI可能较大幅度上涨。但是可以预期的是,这个过程不会很长,因为中国放松价格管制的直接效果,会导致全球商品市场价格开始向下回落,因为价格的放开,意味着商品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能源需求增长的预期要大幅向下修正,所谓中国需求一直是国际投机资金角逐商品市场的理由。随着中国因素的降温,将导致资金从商品市场撤离。
笔者以为,当下国际能源价格飙升,某种程度上带有某些国际炒家要挟中国经济的成分,它们在博弈中国政府不能迅速地、从根本上推动理顺价格体制的改革。事实上也是,中国的这个过程拖得越久,商品市场这个泡沫牛市就有了持续的理由。现在看来,期望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回落、时机有利时再启动价格改革的想法是天真的。试想大家都知道你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性改变,投机资金会真正撤离吗?
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
为了减小放开价格对企业和居民的冲击,尽可能熨平经济的波动,政府应当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予以支持和配合。
“松信贷”,是指为目前严厉的信贷规模控制松绑。在一个政府主导作用还很强的经济体制中,信贷总量政策往往是一刀切的效果,导致信贷结构进一步扭曲,政府直接和间接相关的企业部门更容易或者更大份额地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