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风窗】

转势点上的人们

　　1992年对于中国商业来说是个“转势点”。

　　这个从一个名叫康柏华的股民自杀开始的年份，起头颇为凄凉。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14年，下一步往哪里走，要看整个气候。在3年的徘徊之后，天边已经出现了一丝光亮，所有人都明白，天总会亮起来的，但是在何时却是一个问题。

　　1989年后的3年间，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实行着经济上的高压政策。它们都在冷眼旁观着中国将会往何处去，而这个国家里刚刚得到一些财富的商业家们，也都在为下一步怎么走而颇费周折。宗庆后在杭州自己的工厂为生产规模如何扩大而犯愁，虽然他的产品供不应求，但要不要扩张却要决定于政治气候，如果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再延续的话，杭州罐头食品厂虽然已经要破产，但校办企业娃哈哈是不可能把它一口吞下的；成都的刘家兄弟们因为有人告他们漏税，害怕加生气之下要把工厂送给政府，这还算好的，因为当地政府没要他们的工厂；后来成为中国造车第一人的李书福这时候倒是真的把自己的工厂送给了政府，自己背上书包去上学了。

　　到了年中，聪明人已经从《深圳特区报》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里看出了味道，邓公南巡的不寻常味道使他们看到了中国后来的发展趋势。刘家兄弟中的老四刘永好兴冲冲地拿着报纸让他的二哥刘永行看，他们决定要让他们的希望集团来一个大发展；而杭州的官员们当然也得到了消息，160人的娃哈哈兼并了罐头厂，虽然罐头厂的工人们一开始很不接受，但结果却是一直闲来无事的他们后来一直忙个不停，收入也上升了；而那个被台州人尊为商界领袖的李书福，在深圳也找到了一种叫镁铝曲板的装饰材料，迅速地办起了第二个工厂。邓公再次打开了闸门，激情重新充满了整个中国。

　　之所以说1992年是中国商业的转势点，是因为有意识的下海已经成为一种风潮。解决贫困已经不再是下海的唯一目的，追求改变自己平淡的人生成为1992年之后一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的主要潮流。一名现在还在商海里闯荡的大学教师说起他的下海原因说，1993年他去买猪肉，小贩无意中透露，卖出一头猪可以赚的钱是他一月的工资，而这使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公职。“那样的生活一眼就能看到头，我不愿意再过下去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说法。另一个大学教师马云的表达是：“当时只要有一个人对我说，马云，我们一起去开个馄饨店吧，很赚钱的，我也就去了。”而背景是他在学校里已经快被提升成外办主任了。

　　到商海发财去！闻到了邓公南巡所带来的气味的中国精英层再一次纷纷跳下海去。

　　到这一年结束的时候，人们评说康柏华的自杀就有了明确的倾向――他太悲观了。虽然他亏损的6500元人民币在当时看起来数目不小，但他买的股票后来是大幅盈利的。他只要再坚持一下，情况就根本不同。

　　混乱的年代

　　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形象来形容在中国商业海洋里游泳的人们。一种粗略的分法是把他们分为：无所不为的生意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商人和改变社会形态的企业家。

　　最初，赚钱是所有这些人的根本前提，一旦下了海，钱是必须的，对于他们来说，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必须用钱来买。

　　正是因为如此，大大小小的企业主们几乎都把自己的企业当成一个封闭的体系来经营，在这个体系里，他们把自己当成了国王。而这种心态，导致了大量的失败案例。

　　在所有这些著名案件中，我们隐约可以看见的，是两件东西：钱和权力。作为企业家，这些本来可能寂寂无名的普通人从人群中浮现出来，但他们所能用来维持自己的风光的，也就是钱和权力这两件东西，因此他们需要源源不断的钱和权力来维持自己的平衡。而当他们年迈，即将失去这些东西的时候，心理的不平衡使得他们走向了这样的末路。整个90年代，这样的故事不绝地上演。

　　但即便这样，由于劳资双方在谈判地位上的绝对不平等，处于劳方的人们还是不断地试图向资方转化，所有的下海者都怀揣梦想：改变人生、改善生活、甚至影响世界。

　　这里有最好的人，也有最坏的人。但无疑，他们都是最有勇气的人，也都是最勤奋的人。他们主观上为生存而战的结果，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商品世界的极大丰富。

　　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之初，因为中国经济处于短缺状态，人们只要下海，凭着勇气就能发财。而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市场就开始处于平衡状态。不过老板们的盈利空间还相当大，来自农村的劳动力亟待转化，在他们进入工业岗位之时，市场还是提供了三赢的空间：民工们的收入有大幅上升、企业从规模的扩大中得到规模效益，而商品价格可以由企业的大型化而得到进一步下降的空间。

　　新兴的中国大型企业不由自主地选择了价格战来取得更大的市场空间。整个90年代，在几乎所有的商品市场上，中国企业都采用了低价来冲击市场，先拿到市场份额再说。在本土的家电市场，彩电论斤卖，一台彩电只赚50块钱；在饮料市场，纷至沓来的中国本土品牌倒下一个又上来一个，以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