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投资强劲、消费不足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一个主要的结构性矛盾，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予以化解

　　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近日到中国贵州一个偏远落后的侗寨考察时惊奇地发现，与9年前相比，这个村庄有了黑色柏油路，通了电，街道上多了网吧，政府还给村民提供小额贷款、优质的种子。

　　“不过，和其他地方一样，男孩们大多在网上玩电子游戏，女孩喜欢网络聊天。但你可以看到中国变化有多大！这都是中国减贫的成果。”在出席2007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谈到中国的消费和生活水平，斯蒂格利茨笑着回忆这一细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目前正面临着从投资、出口拉动向消费拉动的转变，从战略角度讲，必须促进和扩大消费需求。”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坚持扩大内需方针，重点扩大消费需求”。

　　发展高层论坛上，众多代表表示，投资强劲、消费不足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一个主要的结构性矛盾，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予以化解。

　　种种迹象表明，扩大消费和消费升级将成为2007年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词。

　　投资消费比率失衡

　　数据显示，“十五”期间，按国民经济核算口径，我国投资率从38％逐年提高到43．36％，消费率从59．77％逐年下降到52．14％，投资消费比例关系不协调的问题逐步凸现。2006年前三季度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49．9％，而消费仅为35．7％，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仅为51．1％，为历史最低水平。

　　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出席会议时分析认为，消费率下降不是国内需求下降造成外部需求增加，而是要素价格扭曲造成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失衡致使资源流出，降低了国内居民收入占比，从而影响了内需。

　　“我个人判断，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急剧下降，有投资膨胀的因素，同时，投资提高也挤占了消费的增长。另外，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失衡，外部需求增加过多影响了内需的增长，也就是说资源流出导致了消费率下降。所以，要提高消费率的根本途径之一是要降低经常项目的顺差或者资本金融项目的顺差。”

　　谢伏瞻还认为，这几年居民消费率大幅度下降原因在于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所占比重在上升，而居民所占比重在下降，因此降低了居民消费需求。

　　有数据显示，从2002年到2005年中国政府可支配收入所占比重提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所占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

　　“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低于城市居民，所占比重下降，农村居民消费意愿高而支付能力低，城镇居民支付能力相对较高，但是未来指数的不确定性比较大，所以他们的消费意愿低而储蓄意愿高，降低了总的居民消费需求。”谢伏瞻说。

　　斯蒂格利茨同样认为，收入高度不平衡、金融市场不完善、小企业获得信贷难、缺乏社会安全网和保障体系、流动性过剩等都是导致中国高储蓄的原因。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认为，中国应把消费的迅速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让消费增长速度快于ＧＤＰ增长速度。

　　提高居民消费率有赖于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调整

　　谢伏瞻认为，要提高消费率，就需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

　　他认为，要提高消费需求，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城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我国政府要推进结构性改革，理顺要素价格，优化贸易结构，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增进国民总体福利。

　　在谈到理顺要素价格，谢伏瞻认为，当前我国的顺差的产生是在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价格极低的情况下实现的，如果进行一些结构性的调整，把能源、资源价格提高，再把提价的溢价收入部分拿出来补贴低收入家庭。这样可部分解决出口问题，同时提高要素价格，假定劳动力成本能够略有提升，出口量也会相应有所减少，这都是可以解决贸易顺差的途径。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表示，要从两个层次去研究收入分配的调整和改革。要继续推进公共资源的产权界定，如农民的土地资源、国家矿产资源、草原资源等，通过界定产权来使收入状况得到改善和分配。其次，政府对初次分配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则建议，要促使中国消费者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