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已满五年，作为进入中国市场的一股新生力量，关于外资的是与非正引起人们广泛讨论。外资的大举进入威胁到中国的经济安全了吗？外资在中国某些行业的排兵布阵，会让中国的相关企业全军覆没吗？中国的某些立法进程背后，已经有国外利益集团身影闪现吗？这些问题在中国的几大智库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乐观者认为，中国处于1840年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主要论据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竞争力最强；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处于建国以来最危险的阶段，主要论据是国外利益集团已经侵蚀到国内某些政策制定部门。对于经济安全的恰当评价，将直接影响中国下一步对外资采取的态度，更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逻辑起点。

　　经济安全注定成为今年中国财经界的焦点话题。“中国正处于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日前，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的上述论断，再度引起学术界的争鸣。

经济安全底线何在

　　主持人：如何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安全，目前国际上有没有一些公认的标准？中国的经济安全度究竟处于什么水平？

　　赵英：对中国经济安全度的最基本判断应该建立在相对量化的基础上。经济安全内涵非常复杂，不仅仅是产业安全方面的指标，还包括财政赤字、外汇储备、能源储备、粮食最低储备量、生态环境和国防开支、失业率、R&D投入占GDP的比重等，有些大项下面又包括许多具体指标。

　　用我们的量化指标判断，中国的整体经济安全状况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等级上，跟加入WTO之前相比没有恶化。如果给当前的经济安全总体状况打分数，我觉得可以打60～70分，基本安全。但是，由于中国经济整体规模扩大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比如能源、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增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金融企业改革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江涌：经济安全因国家性质不同而感受不同。美国的安全观和中国就不一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最主要是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现在中国的经济主权受到严重侵蚀，表现在国家和部门的决策越来越受到境外利益集团的影响，甚至会影响某些法律的立法进程，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

　　孙立坚：从经济学角度说，经济安全问题是从对外依存度出发来看的。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依存度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受国外环境、贸易政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一旦发生两国冲突、摩擦，中国增长速度将受到抑制。而经济的下滑，直接影响到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政局安定。

　　经济安全中最核心的一块就是技术，如果技术由国外掌控，产品由外企生产，我们没有自主创新能力。那么，在国家安全上就存在一个很大的漏洞。一旦进入非常时期，别人一方面有控制我们经济运行中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在国际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我国增长模式比较单一，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制约了企业的创新力与竞争力。

　　安德森：我认为没有一个绝对权威与科学的标准。每一个国家都会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制定自己认为合适的标准，也就是对外国的开放度。比如，银行在引进外资战略股东时，股东的持股比例定多少合适没有标准。也许，对一个国家来说，40％是合适的，对另一个国家来说，15%有可能就太高了。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各自的敏感行业。对于这个国家的敏感行业，政府可能会禁止或限制外资进入，对普通行业则没有禁区。比如，美国就把与国防、军事密切相关的机械设备制造行业、高新技术行业视为其敏感行业。

现行经济安全如何管理

　　主持人：目前对于经济安全的判断各有不同，有哪些可能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值得重视？

　　江涌：威胁经济安全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矛盾凸现。为什么矛盾凸现？一个是某些不适当的改革加剧了矛盾。二是某些不当的开放加剧了摩擦。造成以上某些不适当改革和开放的原因表现在：一是决策上出现偏差，二是部门利益驱使，三是地方利益膨胀。

　　另外，我们现在很多部门和官员都缺乏经济安全意识，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隐患。

　　赵英：现在外资渗入程度逐步加深，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认为政府部门有足够的经济安全意识，只是国家对于经济安全的管理是分散的，管理并不成熟，没有形成完善的规则与法律体系。在开放中要提高政府应付危机的能力，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同时要把外资政策和产业发展政策协调起来，和国家安全战略协调起来。

　　安德森：中国经济安全并不存在特别大的问题。现在，除了个别行业和一些比例的条件约束，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在中国境内设立独资或合资的企业已经没有太大障碍了。对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参与存量的买卖上，特别是对大型国企的买卖上还有一定的限制。这也许需要一个过程。对于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我认为没有不安全的。工厂设在中国，员工90%是中国人，既解决就业，也刺激经济增长。要知道，一旦中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摩擦，这些工厂与设备是带不走的。

如何防范境外利益集团侵蚀

　　主持人：目前一些境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