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周报】

如何把消费潜力转化为消费能力，是中国政府急需做的事情

　　作为一名中国经济的研究者，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对中国居民的消费表示了很大的担忧。罗奇认为，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低，在中国目前连续几年出现高投资的情况下，低消费可能会给中国经济带来麻烦。

　　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上半年，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2371亿元人民币（约5296.4亿美元），同比增长29.8%，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上半年中国进出口总额7957.4亿美元，增长23.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6448亿元人民币（约4556亿美元），同比增长13.3%，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4%，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

　　显然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投资和进出口的增长仍然是主要的，与发达国家消费占GDP比重70%以上的比例相比，消费表现的还是偏低。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教授介绍，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并没有真正体现出来。

　　消费潜力远远大于消费能力

　　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中国居民有15.3万亿元的存款在银行放着。“如果把这些钱用于社会消费中，那么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最少是现在的三倍。”宋国青教授说。

　　宋国青介绍，虽然居民的收入这两年都有一定增加，但由于相关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社会安全网建设滞后且覆盖面低，使得中国居民对以后的生活有种不顾安全感。工作是否稳定？能否老有所养？挣的钱能否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开支？比如失业、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等，这些后顾之忧，使得中国居民即使家庭总收入涨了，人们也不愿增加太多消费。

　　国家统计局高级经济师姚景源也认为，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很大，而且过去长期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消费潜力。

　　姚景源说，1998年中国共有10000部手机，当时预计到2000年，中国手机用户为80万。结果到2000年，中国拥有了8700多万部手机，比预计的增加了100倍。在2005年，中国拥有了3亿9千多万部手机，大大超过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预计。

　　目前，中国共有三十九个工业大类，排名第一的不是钢铁，而是以手机为核心的电子通讯设备制造业。可见，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的增长是不可预见的。

　　这是姚景源在6月份浙江省商界召开的一个会议上表达的观点。

　　姚景源建议，企业应该高度重视研究人们的消费行为。因为在未来五年，适应消费结构升值的产业，将成为投资新热点。

　　消费受制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但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削弱了消费增长动力。”太平洋证券研发部研究员徐林说。徐林认为，虽然中国居民消费潜力很大，但由于目前居民的消费受制于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的增速只会是很温和的徘徊。

　　徐林介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状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财政收入的迅猛增长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另一个是相对增速较慢的居民收入内部还存在分配不均衡。这两个方面直接削弱了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

　　徐林介绍，1998年以后财政收入以20%的速度持续增加，到2005年，财政收入达31649.29亿元，占GDP比重17.4%。

　　在政府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企业收入占比稳定在14%左右，也就是说，政府收入快速增长大大挤压了居民收入增速，导致居民实际收入增长持续多年低于GDP增速。

　　更为重要的是，增速相对较慢的居民收入增速还存在内部分配不均衡的问题。一方面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均衡程度扩大，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目前占全国40%多一点的城镇人口，获取了全国近70%的收入，而占全国近60%的农村人口仅获取全国30%的收入。另一方面则是，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

　　“这种现象压抑了居民消费的欲望，进而阻碍了居民消费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徐林说。

　　太平洋证券研发部研究员姜德增认为，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是收入分配失衡的根源。

　　姜德增介绍，既有的政府官员考核机制和政绩观，使得政府官员必须靠出ＧＤＰ赢得升迁。然而，作为拉动GDP的三驾马车，消费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居民手中，净出口的投票权主要掌握在国外消费者和国内企业手中，政府想在这两方面产生大的影响较难。但是投资不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投资引导、拉动、调节ＧＤＰ的增长，因而政府官员天然地有着参与投资的积极性。

　　这几年的经济发展表明，房地产业的投资既充当了本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又为政府赢得更高的收入增长提供了可能。目前，地方政府仍然牢牢地掌控着作为房地产业核心要素的土地。政府通过出售土地，直接获得了大笔收入。

　　“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政府收入的快速增长，却没有相应地提高居民收入。”姜德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