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解决国内外收支不平衡的根本出路：

　　内外收支不平衡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目前这种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因此，调整利率、汇率虽然是必要的，但这只是短期调节，从长期来说，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变才是根本出路。

　　三种增长模式

　　建国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沿着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经济增长的路子前行。

　　根据现代经济学分析，西方国家的近代经济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产业革命起到19世纪后期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的早期增长阶段。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概括是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第二个阶段，通常叫做现代经济增长的阶段，在19世纪后期全面展开，直到20世纪中期进入信息时代。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是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其理论概括则是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为特征的经济增长阶段。这时，在发展经济学上形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先行工业化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经济和社会后果，如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污染的严重等等，出现了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的种种恶劣现象。马克思对这些现象作出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由于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使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资本总量中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率，即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可变资本(用来支付工资的资本)在总资本所占比率越来越低，就一定会出现两种规律性现象：一个，马克思把它叫做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引起了竞争的加剧和垄断的形成。另一个，马克思把它叫做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规律。也就是说，劳动者收入，或者说他们的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小，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增加和无产阶级贫困化。马克思在1876年发表的《资本论》第1卷中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正是根据上述分析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早期经济增长模式所作的分析，即使从现代的眼光看，也是无懈可击的，但不幸的是，虽然先行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末期已经转向效率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立以后都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西方国家早期增长的路子。

　　其原因在于苏联在20年代确立了以自觉实行资本主义早期增长方式为特征的工业化路线，即所谓“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斯大林提出的这条“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并不是从什么增长理论模型推演出来的，而是出于一种现实需要，即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要赶快增强国防力量的需要。只不过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人为了在党的斗争中增加自己提出的路线的合法性，压倒党内反对派的不同意见，抬出了列宁在1893年《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里关于资本主义早期增长中“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部门增长最快，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部门增长次之，生产消费品的部门增长最慢”这一历史事实的陈述，论证用国家的强制投资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增长，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的自觉运用。

　　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在20年代中期苏联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苏共确定为唯一正确的路线，此后，苏联计划委员会经济学家菲尔德曼受命制定的以投资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理论模型，即“菲尔德曼模型”也就成为制定五年计划的理论基础。后来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是沿着这条路线走的。虽然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已经痛切地感受到了这种增长模式造成的灾难，在改革开放后也采取了某些措施，企图缓解和消除它的后果，但是由于没有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得到根本的解决，增长模式的转变始终没有成为现实，以至于“十一五”规划需要再次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出口导向不能长久支撑增长

　　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多少采用了先行国家在早期经济增长过程中使用的投资驱动的做法。但是它们在相当长时期中并没有感受到马克思所指出的最终消费的瓶颈约束问题，相反能够维持长达十几、二十几年的强劲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采用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代替萎缩的内需，缓解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因而实行以政府对本国企业的适度保护和本国货币汇价低估为主要内容的出口导向政策常常被看作是创造20世纪70～80年代“东亚奇迹”的重要法宝之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4年外汇改革以后，也成功地运用了这种办法，促进了出口的强劲增长，以旺盛的出口需求支持了经济长时期的高速增长。

　　但是，根据理论分析和世界各国的经验，出口导向政策并不能长期地维持经济稳定和有效增长，它必须随着经济发展而向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变。

　　从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