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我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的。１９９７年，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通货紧缩的趋势。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人们认识到过分依赖出口的危险性。１９９８年开始，中国政府连续四年实施扩大内需的方针，主要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配合以稳健的货币政策。内需无非是三个方面：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购买。在刺激经济增长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到总需求数量的扩大，还要保证总需求的质量。所谓“总需求的质量”，指的是总需求对经济的作用的优劣程度。其中，居民消费由于是纯粹的私人支出，故而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支出行为，因而对经济运行的健康没有隐患，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也就是有效的增长。而政府购买一般被认为浪费严重，因而其效率小于消费。企业投资的质量要区别对待。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投资完全有可能是低效投资，比如说国有企业的投资就是如此。而在政府刺激投资的低利率政策下，即使是治理结构没有问题的企业也有可能青睐低效投资项目。这种低效投资使得经济健康受到威胁，稍有风吹草动经济就有可能陷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中的韩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因此，对于一国经济来说，扩大内需的最佳策略是扩大消费，再由消费诱导投资。这样带来的经济增长才是最有效的经济增长。

从以上标准来看，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３年，我国拉动内需的效果并不好。我国内需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非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１９９７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即最终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５８．２％，到了２００３年下降到５５．５％；其中私人最终消费率（即私人最终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从４７％下降到４３．３％；而资本形成率（即按支出法计算资本形成占ＧＤＰ的比重）则从１９９７年的３８％提高到４２．３％。由此看来，我国虽然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政策，而消费总额也确实增加了，但效果显然并不十分理想。那么，究竟如何扩大消费呢？本人认为，我国消费的扩大最终要依赖改革、发展和城市化。

如何刺激消费？传统的方法（比如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是调节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可支配收入的变动会导致消费支出的变动，从而刺激消费。但这些政策对于我国目前来说作用不大。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老百姓目前的消费倾向太弱。在消费倾向弱的情况下，大部分增加的收入都会变成储蓄，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就不会好。

为什么我国老百姓目前的消费倾向太弱？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文化传统或生活习惯。我国老百姓有勤俭持家的传统，对于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有着强烈的敌对情绪，甚至对有些正常的奢侈性支出都有些抵触。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所导致的是高储蓄，甚至是超高储蓄。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台湾和香港经济得到佐证。尽管经济制度不完全相同，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我国台湾和香港的平均储蓄率目前高达２０％以上，这与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是非常高的。

当然，我国老百姓目前的消费倾向太弱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预期的变动。人们储蓄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未来消费。未来消费无非就是几个方面：养老，看病，预防失业或其他意外，以及孩子的教育等。改革是我国经济所必需的，但改革也是有成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医疗保健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的改革都增加了人们的预期支出，从而提高了人们的储蓄倾向。而市场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又使得人们的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为了预防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的不确定性，人们就得提高储蓄。这样，老百姓的消费倾向就进一步走弱。

消费倾向降低的结果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大幅减弱。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最终都得通过乘数过程起作用，而乘数效应的大小则取决于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这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时，我国采取的所有宏观经济政策，效果都不佳，经济对宏观经济政策几乎没有反应。

在明白了消费不振的原因之后，如何刺激消费就一目了然了。政策的着眼点应是消费倾向。然而，勤俭持家的传统不是短期内能够改变的，因此所能调节的可能只有预期了。要调节预期，所能做的无非是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健体系，同时大力发展教育金融业务（如低息助学贷款），使求学者能够用自己的未来收入支付教育开支而无需父母操心，以此消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

问题在于，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健体系和教育金融业务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健全的。因此，预期本身也是一个慢变量，把它作为一个政策工具好像也靠不住。那么，这是不是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