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战略。因为改革开放头三十年注重的是引进来，当时我们缺少资金、缺少技术、缺少人才、缺少商业模式，引进来的过程是成功的。通过引进、吸收、再创新，我国形成了制造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制造业国家、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并将在今年成为第一大贸易体。

虽然，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一个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而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日益增长，但总体来看，中国还只是一个大国，而非强国。我们在国际上配置资源，利用国际资源为自身服务的能力还比较差，包括在全球重新构筑价值链、产业链、服务链、资金链、信息链、信用链的能力都还不足。特别是我们在产业链、服务链处于中低端，高端服务能力还不强。

目前，国内发展遇到了一些瓶颈，最主要的问题是资源环境支撑能力变弱，同时劳动力成本上升。但也应看到，我国已经成为金融创新大国，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都为我国在国际上配置资源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走出去在全世界优化资源配置，将有助于拉长经济周期、战略机遇期，完成工业化进程，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迈进。

按着“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现在成为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并不就是说我们实现了伟大复兴，只能说我们在复兴道路上的步伐加快了。真正实现复兴，当下的比照就是要获得和美国一样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话语权和主导权，现在我们距离这样的目标还很遥远。

企业走出去是任何国家都要走的道路。资本的流动是全球的、产业的重构是全球的、贸易更是全球的，所以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是更高水平的开放。企业走出去，寻找投资机会、合作机会、贸易机会，使我们的企业在国际环境中不断的发展壮大。原来国外企业到中国实现本土化，现在中国企业到世界上不同国家去实现本土化，实际上就是国际化的过程。中国企业国际化的过程也是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对接、国内产业和国际市场需求对接的过程。

另外，企业走出去之后，可以在国际竞争中锻造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家，在将来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能够弯道超车，能够将很多问题就地消化。比如，中投集团投资哈萨克斯坦，原本哈萨克斯坦总统和我们国家领导人签署了协议，但是两国政府间的投资很难运作，当地对于他国政府投资抱有天然的抵触心理和戒备心理。后来我们通过在香港注册基金，到哈萨克斯坦注册企业，通过企业再去和哈萨克斯坦的企业合作，实现了企业本土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包容的过程、适应本土化的过程、适应本土法律的过程，架起了通往哈萨克斯坦市场和资源的桥梁纽带。这种桥梁的建立是自然的，不是在对方戒备、抵抗的心理状态下完成的。而且中投集团在投资过程中，雇佣的人员是哈萨克斯坦的，纳税是纳在当地的，所以它就是当地的企业，完全的市场化行为、市场化运作，没有那么浓重的政府投资色彩。在投资过程中，我们利用了哈萨克斯坦大量的土地资源，以后继续发展可以建立一个大的粮仓，未来有可能超越国内北大荒粮仓，这就是双赢。        

这是利用全球资源，为我们建立战略储备的很好范例。此前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方面会谈中，提到合作项目就包括农业合作。现在这个企业在哈萨克斯坦就相当于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可以作为我国进入中亚、西亚的战略支点，沿着农业产业链，可以撬动很多方面的工作。比如我们未来的经济援助、培训、拓展投资，都有可以依托企业的平台。建立一个被对方国家各个阶层都认可的企业平台，也是我们密切和周边国家合作的战略支点。

我们现在对外直接投资已经是全球第三，但是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企业走出去之后如何本土化。就像中投在哈萨克斯坦的案例一样，淡化政府投资色彩、国有企业投资色彩，将投资变成市场化行为，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符合当地法律规定、文化习俗、人民意愿。对外投资不是说拿来就行，这是需要智慧和设计的。

二是如何解决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式的单一化问题。现在我们的对外投资更多地关注怎么开矿、拿资源、拿港口，投资领域比较单一。要避免单一资源投资，将没有加工的资源长途运输进来，形成高成本的国际大循环。另外，也要避免单纯的产业转移、贸易转移，而金融服务、信息服务、政策服务跟不上去。

将来投资应该是立体化的、一体化的、多视角的，比如制造业投资更加注重产业链重组，使国内的产业和国际上的产业、投资国的产业可以呼应。随着我们劳动力成本上涨，制造业走出去是必然趋势，在产业链重构上我们既要避免日本那种把核心零部件留在国内，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就造成全球产业链断裂的情况；也要避免单个企业出去没有产业配套、服务能力配套，形成单枪匹马格局。

把核心竞争力留在国内、完成工业化进程，和企业走出去、产业链适度转移是不矛盾的，可以并行不悖。

三是解决企业所有制的国有化色彩。我们目前对外投资最有资本实力、国际网络、信息体系的还是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国有化色彩浓重，对外投资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现在国内的改革要配合我们企业走出去，我认为国有资本管理要进行变革，比如取消国资委，建立国有资本运营机构；比如把国有企业的帽子摘下来，因为现在就是股份制的、股权多元化的，带国有企业的帽子没有必要，应该还原为一般意义上的企业。如果政府需要企业承担一定的政府职能就给其相应的政策。而这些政府职能、国家意愿、国家责任既可以给国有企业，也可以给民营企业，甚至可以给外资企业，这样也做到了给企业统一的国民待遇，一视同仁。帽子被摘下来，国有企业得到了解放，走出去的最大政治障碍就解决了。壳牌、淡马锡都是国有资本控股，但在国际上就没有政治障碍，不会被对方认为是所谓的“国有企业”。

中国国有企业必须改革，从基础理论创新上开始改革，不要将国有企业当作所有制的划分标准、国家意识形态的标准，而要当做一般企业，按着大型、中型、小型和微型企业的企业类别进行管理，按照国家赋予的责任和义务，配套相应的权利和政策。

四是解决对外开放政策僵化、停滞化问题。在过渡时期形成的对外开放政策已经到了要重新设计的时候，比如以后要在哈萨克斯坦等国建立很多大型农业基地，在那里生产应该比照在国内生产，这样我们在外生产的东西才能拿回来。现在拿不回来是因为我们的外贸管理、进口粮食都需要有指标，通关也不便利。将来我们在外汇管理、通关管理、关税设计上，都要为我们国家走出去发展的制造业、农业创造条件。

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国际上配置资源，之后还需要建立战略通道。能够出的去、回的来，可进可出，这非常重要。如果企业走出去之后，直接被当成外资企业，在外生产的产品进不来，粮食基地的粮食也进不来，等于我们自己设置障碍，等于我们还是没有走出去。

现在对外开放的改革迫在眉睫，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政策设计都要进行大规模再造。根据走出去的的战略需求，对政策体系进行再梳理：

一种路径是参照日本，把核心零部件留在国内，在其他国家设置车间，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能源，形成产业链的重新布局。我认为我们在布局产业链时，首选是把产业链高端部分、研发环节、核心零部件留在国内，在周边国家形成加工制造基地。虽然日本有海啸的教训，但毕竟是偶然的。

第二种路径是产业链配套转移。可以转移到我们和周边国家建立的跨境经济合作区，随着产业链转移建立起两国更紧密的产业协同。

第三种是产业链和配套能力整体转移。转移到周边国家、与中国建立了自贸区的国际和地区，或者是资源、能源所在地，形成就地加工能力。我们可以注重生产高端的制造业产品，而非从“资源进口”到“国内加工”、再到“产品出口”的高成本循环。

中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再造和改革，从参与到积极发挥作用，再到形成在某些方面的主导话语权。现在需要理论创新，需要视野更加开阔，站在超国家主权利益的角度，站在经济全球化、人类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角度，考虑国家经济秩序的再造，包括贸易、资本、知识产权、网络信息安全等一系列再造，推进国际治理秩序的改变。原来的WTO、国际经合组织、联合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治理组织都要适应全球的变革。我们应该在世界上发声，充分发挥智库作用，敢于引领全球的舆论潮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陈文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