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长期以来存在“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思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否定了改革之前的消费压抑政策，通过收入分配、调整工资、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政策，对改革前在城乡居民生活方面的历史欠账进行消费补偿。扩张性消费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的居民消费率显著上升，但是，即使如此，如前所述，我国的消费率明显偏低。有的学者认为过去几年的消费比例过低，投资比例过高，不是因为消费增长下降了，而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导致总需求的结构失衡，这是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年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从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而在持续下降的消费率中，主要来自居民消费率下降，这是我国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国内需求不旺的主要原因。总结过去30年我国经济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出口，而消费处于淡化的地位。如今，我国面临消费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即从第二次消费升级向第三次消费升级的转型，参见表1：

　　当然，在实现中国第三次消费升级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1．如何解决城乡消费失衡的问题

　　占人口比重70%的农村消费并没有真正启动。因为占有人口比重70%的农村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例不到30%，城乡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差距在3倍之上。原因在于农民没有钱消费。截至2007年统计，农村居民家庭平均人均纯收入4140元/年，消费支出3224元/年，所以很难带动农村的消费。

　　在1979―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均为7.0%，比同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9.7%）低2.7个百分点。

　　其中，1991―2006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长为7.9%，比同期GDP的平均增长速度（10.2%）低了2.3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4.9%，而有关专家研究，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2.3元，而对于城市居民每消费1元，拉动国民经济增长只有1.1元。

　　2．如何解决政府收入支出的合理性问题

　　如上所述，中国消费者可支配收入的消费率并不低，多年都保持在20%―25%的水平。现在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居民可用作消费的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从过去的67%左右下降到目前的60%左右，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重在大幅度提高，政府从不到9%上升到目前的20%多，企业从1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18%。

　　其次，在分税制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府存在着利益摩擦，中央政府收入的占比在不断提高，而地方政府颇有微词。

　　最后，在政府支出的结构方面，就公共消费来说，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这四个领域都属于民生投资。1978年，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费为52.9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 4.7%；而到了2006年，行政管理费猛增至7571.05亿元，是1978年的143.1倍，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另据有关学者统计，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如果加上干部公款出国，公款消费总额在1万亿元左右。如此庞大的政府开支，与当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显得略有不同。

　　3．如何解决消费者的消费差异问题

　　如果笼统地讨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那么，很难把国内消费需求问题解决透彻，这是因为：

　　首先，我国地区发展极其不平衡，东部、中部与西部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决定了这些地区之间的消费差异。目前，我们初步测算，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总额差异在1.4―1.5倍之间，而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消费总额差异在1.6―1.9倍之间。

　　其次，我国不同阶层的消费差异日益明显。无论是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十个阶层划分，还是按照人们生活中对阶层的理解，不同阶层之间的消费差异已经十分明显。这种消费差异显然与收入紧密相关。中国大陆150万个家庭占有全国财富的70%，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中国已经成为财富最为高度集中的国家之一。在全球范围内，百万富翁家庭的数量已经达到720万户，他们掌握的财富占全球财富总量的28.6%。中国共有管理资产额超过百万美元的家庭25万户，列全球第六位。而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按照最新的调查数据，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

　　最后，不同年龄层的消费差异日益突出，以及即使是同一附层内不同的消费需求也需要密切关注。80年乃至90后的崛起，带来的新的消费观念与消费倾向，对中国消费需求市场的走向具有重大的影响。我们罗列对比如表2所示：

　　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