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时指出，“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这被外界视为淡化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标的信号。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7.7%，高于年初政府确定的7.5%的全年增长目标。在此之前，外界普遍分析，中国预计为明年设定的GDP目标将延续去年的7.5%增幅，保持政策的延续性。不过，随着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外界预计，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不排除决策者设定7%的目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来被视作一年中最重量级的经济工作会议。按惯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一般会在当年11月中下旬至12月上旬之间举行。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于12月12日至14日召开，被称为“史上最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香港《信报》称，如果今年延承前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快可能在本周召开。

淡化GDP指标

对每一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有心者都会寻觅下一年宏观经济政策的细微不同之处。

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定调2012年宏观经济政策时的措辞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在今年的会议中去掉了该说法，保留了“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将“及时作出预调、微调”改成“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路透社认为，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表态不难看出，明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基调会持续，且政策的大方向不变。

兴业银行昨日的报告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政府强调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很可能意味着明年大放松无望，调结构至上。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在企稳回升的现阶段，财政政策的框架不能变，还会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货币政策还会维持稳健的表述，没必要像2012年前半年那样积极释放流动性。 《香港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明年虽然是“开局年”，但新一届领导人已经在“十二五规划”制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当前的经济政策已是其施政方针，预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不会有太大变化。

不过，外界更为关心的是，会议上所指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此，《香港经济日报》称，决策层此前一般将焦点放在GDP、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预期目标上，2013年新增了就业和收入增长两大预期目标，这些预期目标将“软的更软、硬的更硬”。

该报道援引北京智囊学者的话称，高层在确定GDP增速目标时，除了支持7.5%增速继续“稳增长”外，还有一些人建议调低至7%，这样可以向外界传递政府更加注重“调结构”的信息。

持有明年经济增速目标为7%的观点的，包括花旗和大和等为数不多的机构。花旗集团中国研究主管沈明高认为，降至7%，能反映出新决策层有所创新，不再过分依靠投资，逐步减轻产能过剩压力，并为未来经济再平衡政策提供空间。沈明高同时强调，7%和7.5%的实际差别并不太大，关键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主要靠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GDP增速低于外界预期的情况下，中国依然有能力完成人均收入翻倍的目标。

央行主管的《金融时报》12月5日刊登了由央行调查统计司官员盛松成和石春华以个人名义撰写的文章称，其所做的研究和数据测算显示，只要2013-2020年均GDP增速达6.85%，便可实现上述目标。文章称，GDP翻番目标既切实可行，又实事求是，但提前一至两年实现有难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番目标切实可行，且有望提前一至两年实现。

“刺激消费新招难出”

未来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带动？从此番中共中央政治局会后所发通稿的表述看，将主要依赖于内需，内需则被寄望于通过城镇化来实现。

中共中央政治局4日在部署2013年十大经济工作要点时提到，“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继续严格控制‘两高'和产能过剩行业盲目扩张。”

去年的提法则是，“要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努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保障在建续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十二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加强对企业投资的引导和规范。”

与去年的提法相比，今年提到了“培育新增长点”，但取消了“努力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说法；此外，“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取代了“进一步优化投资结构”。

《香港经济日报》称，10个“要”诀与去年的大同小异，但侧重点不同，尤其是一些提法，明显落实了中共十八大报告的有关建议。

商务部研究院消费经济研究部副主任赵萍昨日向早报记者表示，相比此前的说法，这一次对于扩大消费的提法更为具体，“消费领域会通过政策的促进，形成带动力强、增速快的消费品或者服务。”

赵萍认为，还有一些消费领域应受重视，例如对于增速较快的产品和服务，应该出台政策来进一步促进，顺势而为，借助市场达到更好效果。赵萍举例称，汽车是影响力最大的消费领域，但由于其副作用强，更应该针对汽车领域出台差异化的政策。

不过，赵萍提醒，相比对原有的增长点进行政策扶持或者倾斜，更应该寻找新的增长点，“过去的政策是严重依赖汽车，导致汽车销售会拖消费后退，现在应该让结构更为合理，保证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在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并未提到扩大居民消费能力。赵萍表示，实现扩大消费最更根本的方式是要解决收入问题，可能在评估过程中，发现扩大消费的难度比培育增长点难得多，实现困难，所以改用“培育增长点”的说法，另一种可能就是，在中共十八大的报告中已经提到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

事实上，此番被会议重点提及的城镇化，本身便蕴含了缩小收入差距、提高消费能力的命题。

兴业银行的看法是，短期内发现“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明年可能在刺激消费上新招难出。

“城镇化或增40万亿投资”

《香港经济日报》的评论文章指出，从经验上看，每次新一届政府上台，地方都会掀起一波投资高潮，但这并不是新决策层所乐见，因此，如若将增速设定在7%，则可向地方政府暗示，中央可容忍经济增速稍低一些，但对经济增长的质量，会有更高的要求。

中国社科院昨日发布的经济蓝皮书则指出，中国应当适当增加赤字规模，以支持投资、推动经济增长。把稳定投资增长作为短期稳定经济增长最有效、最直接的措施。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民生事业、重大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普通商品住房的投资力度。

“明年的预算还会安排一定规模的赤字。这是一个代表性的指标，表现它的扩张特征，但是似乎没有必要给扩张力度加码。与2012年对比，赤字情况可能出入不大。”贾康说。

外界普遍注意到，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有香港媒体分析称，在外需市场可能放缓的情况下，需要扩大内需，近期一系列提振消费的政策已经初见端倪，推进城镇化、发展服务业以及发展中西部仍然是未来的政策重点。

在中共中央党校主管的《学习时报》12月3日头版刊发的《释放改革的红利》一文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写道，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迟福林还提出，推进投资的转型与改革，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谋求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适应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上，将会起到多方面的积极效果：能够切实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能够提振国内消费预期；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化解社会矛盾。应当说，在这方面的投资空间很大。”

收入分配综改方案

《香港经济日报》称，从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最近一系列表态看，推进市场化、破除垄断、改革财税金融体制、调整收入分配与行政体制改革很有可能推出阶段性的成果。

中金发表研究报告也预计，新一届政府将有可能在降低行业垄断、促进非公经济发展，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财税改革、利率市场化等一系列领域，推出实质性的措施。

其中，收入分配综合改革方案预计近期出台。中金指出，除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工资协商制度、完善税收调节体系、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调节等内容，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围绕有效增加财产性收入展开，特别是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香港《信报》指出，除了扩大内需、培育新增长点，还可以看出未来还将侧重推进城镇化、有序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首度提出要“发展海洋经济”。
以城镇化和改革为突破口 统筹协调消费与投资

刚刚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透露出了诸多未来经济政策信号。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学者认为，此次会议新意颇多，中国经济未来将摆脱追求速度和规模的粗放式增长道路，更加重视结构转型和改革的效用，同时把消费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消费和投资应更好地结合

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一批拉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投资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未来政策将促进消费升级。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此前政策文件大多强调拉动一批投资项目，这与过去中国经济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驱动是密切相关的。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要让投资和消费良性循环，从投资和出口的国际循环转到投资和消费的国内循环。此次会议把消费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反映了中央对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决心。

“投资本身不是目的，它在再生产过程中仅仅只是一个中间环节。下一步应该更加强调消费和投资的结合。”范剑平认为，消费实际上也需要投资来予以支撑，比如扩大老百姓的汽车消费，离不开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民住房消费，离不开相关的基础配套设施。投资和消费并不是对立的，在从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中，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条件。劳动力成本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制造业的优势会不断下降，消费和服务的作用与地位会越来越突出。

范剑平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双动力”将长期存在，即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主要靠消费和服务带动，中西部地区很大程度上依然要依赖制造业和投资。“东部和中西部相结合，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同时扮演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在扩大内需的目标下把投资和消费结合起来。”范剑平表示。

淡化“快”“增长”等用语

华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重点实验室主任刘煜辉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此次会议很少提及“增长”这一主题词，过去一直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此次会议淡化“快”、“增长”之类的用语，这意味着未来中央经济工作的重心将更多地放在调整结构和改革上面，政府层面已经承认和接受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时期这样一个现实，政府对经济“只做预测、不定指标”，可谓新政新气象，经济政策的制定进一步向国际惯例靠拢。此外，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上，无论是“积极”还是“稳健”，市场都不应该僵硬地去理解，任何既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往往都是随实际的经济运行情况和国际国内环境而相应地调整。

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滕泰认为，此次会议没有太多地强调“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增长不重要，经济增长仍将是未来十年重要的主题。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要依靠城镇化和改革进一步释放增长动力，更加重视从供给层面释放财富源泉。”滕泰认为，城镇化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可以解放生产力。在城镇化和改革的过程中，也要注意处理好社会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等收入陷阱等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城镇化下一步重点：市民化和土地集约

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十八大”报告提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观点后，“新型城镇化”成为高频词汇。目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二次改革已成共识。

多名相关专家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城镇化提出的要求不仅是再一次强调城镇化在未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对现行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问题的一个补充修正，是对城镇化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

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获得巨大发展。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但记者了解到，如果扣除被纳入城镇人口统计口径的农民工，我国实际的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5%左右，远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48.5%的平均水平。

贵州省人民政府研究室负责人昨日对记者表示，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率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宏观上面临着人口城镇化速度低于土地城镇化速度，西部内陆地区城镇化速度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速度等问题。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与之相关的收入分配制度、城乡经济差距、国土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开发、社会保障制度、文化教育医疗等改革措施无法匹配，造成了许多细节性难题。许多农民既不能成为真正的市民，又无法做回纯粹的农民。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院长周金堂也对记者表示，现在搞城市圈、城市带，把很多县、乡镇一下变成城市的街区，农民一夜之间变成市民，但他们既没有市民的心理素养，也没有市民的就业能力。

上述负责人认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城镇化提出的新要求体现了“对症下药”。无论是强调城镇综合承载能力，还是土地的利用水平，或者人口市民化问题，都是针对当前具体实际问题开出的良方。

记者近日获得的一份来自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报告显示，目前城镇化进程存在几点问题：首先，由于土地征用过程的不完善和增值收益分配的不合理等原因，失地农民的城镇化存在一定问题。其次，地方政府热衷通过土地征收将近郊农民变为市民，并热衷将本地户籍农民转为市民，却忽略进城农民工变为市民的需求和外地户籍农民变为市民的需求。再次，人口城镇化后的财产权利归属不清晰和农民财产权利的流转机制尚不完善等原因，又导致农民财产流转存在问题。

多年来，城镇化助推中国经济，特别是拉动内需的引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研究数据显示，城镇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有100万到120万人口从农村到城市，由于城市人口的消费是农村的2.7倍到3倍，将最终拉动消费增长约1.6个百分点，各种累积效应产生新的经济增长源已为其他国家所证明。研究显示，当前，中国城镇化率还没有达到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高度，潜力巨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林家彬在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76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表示，未来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必须着重提升城市化质量，大力促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