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通用电气（GE）堪称产融结合典范，被许多人奉为圭臬，但它只是一个孤立的个案，难以复制。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没有证据证明，产业集团或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除设立财务公司等内部金融机构外，必然要走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之路。国际上不存在这样的“潮流”、“趋势”或“方向”。

近几年，关于产融结合的讨论陡然增多，几乎成为热点。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争先恐后，成群结队，大举投资金融机构，开拿各类金融牌照，一时蔚然成风。从国企产权管理部门传来的消息，似乎一阵子要开闸放水，一阵子又要勒紧缰绳，令人不得要领。

国企、央企，在产融结合方面动作如此之大，虽然也引起了一些质疑和担忧，但业界、学界的主流声音，似乎多肯定产融结合的方向，认同产融结合乃市场经济、企业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由之路，只不过中国还处在初级阶段而已。

事实果真如此么？

理清产融结合的内涵

从实践角度，产融关系可粗线条地划分成四类。

产融结合一语，用法千差万别。不仅有广义、狭义之分，而且广义与广义之间，狭义与狭义之间，不同论者所指也大相径庭。宽则覆盖产、融之间的一切关系，窄则专指企业办银行。从实践角度，产融关系可粗线条地划分成四类：

第一类，“银企合作”或“产融合作”。产业集团或企业的运营，离不开存款贷款、结算、供应链金融、中间业务、项目融资、投融资信托、债券发行、股票上市、证券及期货代理、并购重组服务、财产及员工保险、融资租赁、产业基金，等等。产融必须合作，甚至结成长期、稳定、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

第二类，产业集团内设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围绕集团主业，面向集团成员企业开展金融服务。性质属于“内部金融”。

第三类，产业集团或企业对外部金融机构进行参股型、趋利型、辅业性、阶段性投资。搭车取利，钱生钱；不控股，不主导。可称为“获利投资”。

第四类，“产控融”，即产业集团或企业设立、收购银行、证券、保险、期货等金融机构，甚至主导其经营。狭义的产融结合，正是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互融合，在股权基础上形成关联网络。这里只讲“产控融”，不讲“融控产”，因为在现实政策环境下，银行等金融机构进入产业、投控实业，除少数例外，一般可操作性较低。

后两类，产业资本投、控金融的对象包括银行、证券、保险、保险经纪、信托、期货、租赁、担保、典当、小贷、基金、资产管理、消费信贷等机构。

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不是大势所趋

被奉为圭臬的GE金融，堪称产融结合典范，但它只是一个孤例。

无论国际还是国内，没有证据证明，产业集团或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例如跨国经营）后，除设立财务公司等内部金融机构外，必然要走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之路。国际间不存在这样的产融结合“潮流”、“趋势”或“方向”。

从根本上讲，企业伴随着社会分工出现。企业的生产经营范围一定有边界。一端是单一产品企业，另一端是跨行业甚至跨产融两界的多元化集团，介乎两端之间还有多种不同企业形态，它们都产生于历史，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生存空间。成功的活下去，失败的出局。企业的多元化程度，只有适应不适应的区别，没有先后、高低、优劣之分。

实践经验证明，多元化应适当、适度。或要素相关，或上下游，或优势共享，或周期互补，或协同效应，总要有些道理。跨行业、非相关多元化，不是绝对不行，但必须谨慎，不宜过度。道理很简单，无论个人或企业，拥有的资源、要素、经验、智慧，都是有限的；且适用此行业，未必适用彼行业。产业经营与金融运作之间差别更大，跨产融两界尤须特别慎重。

被许多人奉为圭臬的美国通用电气（GE）堪称产融结合典范。这家笼罩着伟大发明天才爱迪生光环的百年老店，以制造为主业，生产过照明器材、发电及输配电设备、航空发动机、内燃机车、家用电器、医疗器械、水处理系统、石油天然气设施、工程塑料、军工等不同系列的产品，从事过多种电信和金融服务，甚至拥有影响遍及全球的NBC广播电视网，多元化做到了极致。

GE旗下的金融公司最初围绕制造主业，为销售提供支持。尔后却发展成独立的大型金融集团，曾经从事数十种前沿性金融服务。如飞机、卫星及铁路车辆、公路拖车、活动房屋的租赁、船队、集装箱、信用卡、车队外包管理、结构性融资、财务顾问、商业票据、公司债、再保险、按揭和抵押贷款服务、消费者金融、商用房地产、资产证券化、投资银行，等等。它另辟蹊径，出奇制胜，开拓创新，引领金融服务潮流，一时名噪天下。其收入和利润，在GE内部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若与银行业混合排序，GE金融自己就可位列美国前五名。它的业务面向GE之外，直接服务GE的比例不大，一度小于10%。

可惜，这样成功的多元化和产融结合典范，只是一个孤例和个案。是在特殊天时、地利、人物条件下，半靠运气和机会创造出来的。既不同凡响，又很难复制，不能成为大多数产业集团仿效的榜样和发展方向，没有普遍意义。

而且，即使如此之大，GE金融却不是银行，不做吸存放贷等银行业务。证券公司倒是有过一个，上世纪末因重大违规丑闻卖掉了，当时颇令杰克·韦尔奇黯然神伤。更有甚者，国际金融危机给GE及GE金融带来巨大冲击，要求GE金融缩减业务，向集团制造主业回归、靠拢的呼声高涨，GE高层虽心有不甘，还是整合重组了金融板块，把再保险业务出售给瑞士再保公司，逐步收缩战线，大幅削减金融资产规模，规避金融风险。

又有不少论者举日本为例论证产融结合的奇效。三菱、三井、住友、富士、劝银等财阀型企业集团，把生产、贸易、金融集结在一起，互为犄角，声气相通。这些财团内部没有母子公司型的产权纽带，也不存在明确的层级关系和决策机制，相互联结体现为交叉持股、人事派遣、业务伙伴、主办银行。成员企业高层以“金曜会”、“二木会”、“白水会”、“芙蓉会”等名义定期聚会，策划重大事项。靠着这样一些似有若无、半明半暗的幕后协调手段，居然可以达成某种合谋，实现有效运转，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这种围绕着综合商社和主银行制生长出来的财阀型企业集团，深深植根于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土壤，是特殊历史时期和特殊历史进程的特殊产物。除韩国等少数例外，别国很难复制，同样没有普遍意义。可以说，好不好还很难讲；即使好，别人也学不了。

还应当提到，世界上有一些综合性投资控股机构，包括部分家族财团，例如声名显赫的洛克菲勒、摩根、杜邦、梅隆、罗思柴尔德、瓦伦伯格等，还有东南亚若干著名家族，所涉经营活动及企业群体亦多横跨产业、金融两界。

然而，财团本身未必具有企业形态，财团内的实业企业与金融机构互相分立，与这里所说的产控融只是貌似，实质不同。而且，此类财团，有的早已没落，其余的现状究竟如何？有无适应变革的能力？其成败荣枯的前景，值得怀疑，有待观察。

至于有些论者言之凿凿地宣称“百分之××的世界×百强企业都已产融结合”云云，所指究竟为何物，多半经不起推敲，不足为信，不足为据。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

（曾子颖/图）

区别对待不同性质的产融关系

国务院国资委确实严格限止央企的非主业投资，后来有所松动，开了一些口子，但并非政策的重大转折。

四类产融结合方式，需区别对待。

其一，企业运营，离不开外源筹资、融资，必须同金融业打交道，产融合作须臾不可或缺。这种业务层面的产融关系，天经地义，没有争论的余地。如果这也算是产融结合，那就非结合不可；但产融合作不涉及资本融和。

其二，有条件的产业集团设立财务公司，形成集团内资金集中管理、资源统一配置的平台，提高资金运用效率，降低资金成本，对内提供金融服务，加强管控，实现集团化运作，很有必要。但内部金融服务于主业，算不上多元化经营，也不涉及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

产业集团还可以设立围绕主业、面向内部的其他金融机构，如租赁、保险代理、资产管理、产业投资基金、信托公司等，亦属“内部金融”范畴。当然，内部与外部的界限，有时很难划清。如果演变成对外经营为主，远离集团主业，那就不是“内部金融”，而是“产控融”了。

其三，产业央企、国企普遍对金融机构进行参股获利型股权投资，非公企业亦然。如果确有阶段性闲置资金，作为资金运用的一种方式，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只是，一要适当控制投入幅度和期限；二要力戒成癖上瘾，舍本逐末；三要注意防范风险。而且，不能单靠这种东西撑门面。

参股型投资不以长期持有和介入股权管理为目的，将其归入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有些勉强。而且，既然目标仅在获利，投资方向本不必局限于金融。只要赚钱快，风险低，任何行业都可以投，可以完全不涉及产融关系。

其四，“产控融”现象，多见于大型产业央企和国企，大型非公企业亦然。

中石油曾于2007年策划入主珠海商业银行。因该行急需救助，本来对产融结合疑虑甚深的银监部门开了绿灯；而国资部门却囿于偏离主业之忧，予以否决。两年后，中石油入主克拉玛依市商业银行（即昆仑银行）终获批准，一时风光无限。不少人将此误读为国家的产融结合政策出现重大转折，其实不然。

不错，几年前国务院国资委确实严格限止央企的非主业投资，后来有所松动，开了一些口子，但并非政策的重大转折。据分析，中石油入主克市银行获准，缘于克拉玛依本身就是石油城，该行服务对象均为中石油系统单位；而珠行无此背景。两银行资产质量及经营前景有差异，估计也是考虑因素之一。此事只是个案，不是政策转向的标志。

上一任国资委主要领导曾在两年前表示过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探索”产融结合，被媒体解释成决策层认为“推行”产融结合的条件已经成熟，也是一个误解。

不宜普遍推行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

“老老实实干你的本行、干实业，不要东张西望”，因为“辛苦钱可靠”。

主张大力推进资本层面产融结合的论者认为，产业集团自办银行、控制金融机构，一是可以集中内部金融业务以提高效能，二是可以获取低成本资金，三是自己拥有，用起来方便。

集中金融职能，很多情况下通过财务公司亦可实现，无须自办银行。

自营与主业不相关的业务而能节约成本，只发生在社会分工不发达，某些资源或商品（资本也是一种商品）供不应求的时候。“用起来方便”也类似。改革开放前，国企大都自办社会，幼儿园、学校、医院、宾馆，甚至公安局、旅行社、火葬场，样样都有。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不能充分提供。

中国金融业和金融服务业发育得不充分，有些商品和服务短缺，或质次价高，不如自己办。这给产控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但从长远看，这种现象一定会消除。在充分竞争、供过于求的环境里，外部提供的专业化、规模化金融服务或商品，多半更方便，更便宜，更可靠。

即如中石油的昆仑银行，它的哪些业务是财务公司和外部银行做不到的？恐怕不多。昆仑银行能完全代替中石油与外部银行合作么？当然不能。

还有说自办金融可以规避风险的，其实恰恰相反。外部金融机构能发出不同声音，有利于纠正企业的决策失误。自办金融是一统天下，没有把关、纠错机制。统一号令，动作快，效率高，但风险更大。

最吸引某些产业央企和国企的，恐怕还是金融业的高回报。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中国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特定政策环境下，赚钱赚到连自己都不好意思。其二，国资管理部门对于国企多有盈利硬指标要求，且与企业高层薪酬挂钩，压力之下，有时候只好靠旁门左道救场。

因此，某些国企钟情于获利投资和产控融，可以理解。但这决不应该成为常态，不应提倡，也不是方向。改变这种状态的办法是：第一，金融业进一步放开，进一步市场化，避免利润畸高的现象。第二，国资部门逐步废止僵硬的统一考核标准，采取分类考核，甚至一户一标杆的做法。区分经营者努力的成效与外部因素的影响，更合理地设定绩效目标，并根据环境变化及时调整。做到这两点，产业国企靠所谓产融结合的手段粉饰绩效的动机和可能，也就基本排除了。

须知，央企、国企属于全民。固然企业的基本属性是竞争和盈利，但国有性质又要求国企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不能以盈利为唯一目标。国企有些钱能赚，有些钱不能赚，与私企有所不同。

以中石油、国家电网一类央企的体量之巨，做无论什么非主业，短期内都做得成。但是从长远看，财大气粗，无所不能，十个有九个会败得鼻青脸肿。

国资委第一任主要领导李荣融说得好，“老老实实干你的本行、干实业，不要东张西望”，因为“辛苦钱可靠”。此语真乃至理名言，醍醐灌顶。

资本层面的产融结合，产控融，不是绝对不能搞。但必须严加控制，慎之又慎。一是必须与主业密切相关，或涉及员工切身利益。二是力所能及，有足够资源支撑。三是功用独特，其他内部金融形式和外部金融服务难以替代。

例如，石油是战略物资，关乎国家安全。石油企业为获取资源而开展境外投资，往往介入政治敏感地区，动辄引发外交事件或经济制裁，一般银行不便出面，自办银行就有了必要。

综合型投控集团模式也应当允许探索，但绝非多数产业央企的发展方向。中国组建的若干综合型金融或金融性投控集团，如中信、光大、招商、华润等，大多跨产业和金融两界，与前述国际财团类似，也是一种产融结合，但与此处所说的产控融有所不同。个别产业央企集团由产控融而产融并重，金融板块相对独立，形成新的综合型投控集团或中国的GE，亦非不可想象。但那必定只是少数个案，不可能成批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