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规划已于4月中旬正式开编。据报道，规划最核心的部分，除了提出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还将进一步清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强调要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如此看来，中国的下一个五年规划最关键的依然是解决常识性的问题，也就是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目前最关键、最实在的问题。

新一届领导班子就任伊始就让房地产市场感受到了淡化行政调控的态度，就在一两周前，各地政府也都还在表示不会托市，但面对寒意渐重的楼市，一些地方政府终于坐不住了，南宁、无锡、天津等地纷纷传出出台楼市新政，通过调整限购范围、放松户籍限制、提供财税支持各种手段，为楼市调控政策“松绑”。市场的自我调整再次被人为打断。可见，让政府不“乱伸手”有多难。

最关键的病根则是利益所向。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化运行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权力与利益的相互吸引并不是一件新鲜事，许多年前就有人抨击“权钱交易”，不过，如今的情形似乎更有一些不同。

曾经的“权钱交易”多为某个官员个体与某个项目特例之间的交易，无论是官员还是企业，都对此讳莫如深。而如今，“地方政府企业化”与“公司帝国化”交相进行，权力与利益的结合不再局限于偶发的个体事件，它们在更普遍也更公开的层面上相互渗透，而二者的双向非正常流动正在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伤害。

北大教授阎雨就曾向笔者指出 GDP是这个地方政府这个“公司”的“营业额”，财政收入是这个“公司”的“利润”。

强大的发展冲动不但让一些地方政府背离了其自身应有的公共管理职能，对于国家机构公信力的构建伤害至深，也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多问题。例如地方债问题，例如土地财政下的房地产市场畸形发展问题。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少操心，市场反倒会少生病。当然，这仅仅是从微观经济运行的层面而言，从宏观层面而言，政府则需要多多操心，例如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制定市场运行的规则以及进行经济发展的远期规划等。更重要的是，政府应该重回公共事务管理者的角色。在具体经济事务上少操心，也才能保证各地政府有精力做好宏观把控以及公共事务的管理，二者相辅相成。

常识性的问题看似简单，但解决并不容易，最根本的是在权力与利益之间设置防火墙。我国地方政府财力分为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三大部分，分散在各相关政府部门手中的预算外资金任其自由支配。因此，规范公共收支制度首当其冲。除此之外，激励机制、问责机制等完善的配套机制缺一不可。

无疑，当下中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是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健全市场机制，而市场机制科学运行的前提正是对政府之“手”的约束。